玉淵譚天丨從三個“歷史”中看到發展的方向
11月23日，習近平主席結束對拉美的出訪，回到北京。
譚主前不久提到，當今的世界正處於“全球南方”崛起的大格局之下，傳統與新興的力量此消彼長，與此同時，各國政治經濟摩擦的挑戰不斷湧現。人類的歷史將往何處去，發展的方向是什麼？
這次出訪，習近平主席連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峯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它們都是關注國際關係治理和全球發展的重要平台。在講話中，習近平主席給出了明確的判斷：
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人類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前所未有。作為世界主要大國領導人，我們應該不畏浮雲遮望眼，秉持命運共同體意識，扛起歷史責任，展現歷史主動，推動歷史進步。
三個“歷史”，如何理解？
理解什麼是“歷史責任”，可以從今天的全球發展面臨着哪些具體問題説起。
根據世界銀行測算，當前，我們正經歷三十年來世界經濟增長最慢的時期。這其中有很大的因素是貿易的停滯。
如果説在全球化最盛的時期，全球貿易曾經帶動了世界經濟的快速增長，反過來，貿易的停滯，就意味着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喪失發展的機遇。
中國始終把發展放在第一位，事實上，對於很多國家而言，發展也是其本國民眾的夙願。在這樣的情形下，扛起歷史責任、展現歷史主動，就意味着要推動解決這些阻礙全球發展的迫切問題。
習近平主席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到：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世界開放指數不斷下滑，亞太合作也面臨地緣政治、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上升等挑戰。
對於亞太地區來説，從開放到挑戰，觀察這種變化的一個視角，是自由貿易協定。
亞太地區是全球貿易最活躍的地區，其貿易額佔全球的比重達到一半左右。但亞太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卻是全世界最慢的——2014年，亞太自由貿易區啓動進程，但直到今天，亞太地區國家所能達成最大共識，仍然只有很多“展望”。
習近平主席出訪期間，和很多亞太地區國家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見，多次提到“自由貿易”。
譚主注意到，這些國家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都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成員國，或是正在申請加入RCEP。
2022年，RCEP正式生效後，立即展現出了對亞太地區自由貿易新的引領。當年，RCEP內部貿易整體增長8%，相比之下，《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在2018年至2021年間的內部貿易增長率為5.5%。
為何RCEP喚起了亞太地區重新走向自由貿易共識的希望？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白明：RCEP融合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這個框架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優勢互補，便可以極大促進區域內原材料、產品、技術、人才、資本、信息和數據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推動逐步形成更加繁榮的區域一體化大市場，促進成員國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開放合作。
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智利、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都表達了加入RCEP的意願。
目前，RCEP的成員國都是靠太平洋西側的國家。如果智利能夠加入，RCEP的合作範圍就拓展到了拉丁美洲，這意味着跨太平洋的共識將開始加速凝聚。
在這次出訪期間，習近平主席也與智利總統舉行了會見。
智利曾表示，加入RCEP將為智利出口開闢新機。
近年來，智利出口貿易額佔GDP比重都在30%以上，其中，向RCEP成員出口的貿易額基本佔其全部出口貿易額的50%以上。無疑，在接入RCEP後，智利能夠藉助其他成員國的優勢獲得更好的發展支撐。
世界銀行曾指出，許多國家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誤導，這種誤導正在對全球貿易造成嚴重損害。面對這樣的問題，促進全球貿易重新流動起來的力量，就更顯得珍貴。
現實證明，貿易保護主義不是維護本國利益的長期手段。喚起世界對自由貿易的信心，是給更多發展中國家重新帶來發展的機遇，更是再次激發出全球化的發展紅利。
發展，是推動歷史正向前進的第一步。但發展的過程還伴隨着治理的問題。
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伴隨歷史的演化，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其形成經歷了很長的歷史，也就意味着，隨着越來越多國家的加入，體系的運轉規則也需要相應作出變化。
怎麼變，才能讓全球自由貿易體系適應越來越多國家的加入，符合全球發展的新需要？
中國對於改變的方向，一直有着清晰的判斷和把握，展現着發展中國家在新的歷史形成過程中的主動性。習近平主席在G20領導人峯會上提到：
要把發展置於國際經貿議程中心地位。
對外經貿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法學院教授 紀文華：強調發展，面向的是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所謂把發展置於國際經貿議程中心地位，是要在經貿問題的討論中，更多地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規則制定過程中，對這些國家有一些傾斜，在面對這些國家的訴求時，給予更多的尊重。
然而，推動全球自由貿易規則的制定更加平衡，目前面臨着一大挑戰，那就是維護規則的機制運轉不靈——以美國為首的個別國家阻撓，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正陷入“癱瘓”。
數據顯示，過去四年，由於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無法正常運轉，新的爭端申請從此前平均每年23起下降到平均每年7起，比上訴機構全面運作時下降了70%。
這樣的運行狀態，很難充分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和全球貿易摩擦的增長，也無法有效維護髮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正當權益。
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這次出訪期間提到：
推動爭端解決機制儘快恢復正常運轉。
與中國的倡議相呼應的是，去年2月以來，世貿組織成員國提交了70多份關於改進爭端解決機制的方案，絕大多數都提到了要讓所有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成員國都能順利使用爭端解決機制。
可以看到，讓國際貿易規則向着更加普惠、平衡的方向改變，已經成為了主流趨勢。但要讓趨勢變成現實，還需要更進一步改變國際貿易規則的頂層設計。
之所以會發生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被個別國家“綁架”的情況，跟當前國際貿易秩序的侷限性有關。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教授 高凌雲：世貿組織的規則最早由歐美髮達國家主導。如果要推動當前的世貿組織規則框架向着利於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方向改變，需要克服兩個障礙：一個是平衡全球各國不一致的利益訴求。因為當前全球南方國家內部發展差距仍然很大，利益訴求仍然有所差異，所以，尋找到利益的平衡點，對於推動規則框架向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靠攏至關重要。另一個是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自利行為，要去主動、靈活地發展自由貿易體系。
規則的重塑，不單單涉及一個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更涉及整個全球投資貿易體系。這樣的改變，是一個日拱一卒、久久為功的過程。
在G20領導人峯會上，談及世貿組織改革時，習近平主席提到：
將《促進發展的投資便利化協定》納入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框架，早日就電子商務協定達成一致。
這就包含了實現改變的兩種路徑。
首先，是打破傳統規則下的僵局。
今年2月，123個世貿組織成員國在阿聯酋阿布扎比召開投資便利化專題部長會議，宣佈正式達成《促進發展的投資便利化協定》。這一協定，由發展中國家主動發起，是全球首個多邊投資協定。
譚主跟親自參與協定談判的商務部原副部長、世貿組織原副總幹事易小準有過交流，並瞭解到，投資便利化相關協定在世貿組織經歷過數十年的談判和停滯，最終在中國等國發起的這一輪談判得以達成。成功的核心在於，協定在投資准入和投資保護上的要求，妥善地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能力，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實現了兼顧和平衡。
此外，在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綠色產業等全球投資貿易的新興領域，從一開始，發展中國家就在積極把握制定規則的主動權。
過去，一些發達國家打着數字和綠色的旗號，在這些新興領域設置過高的標準，試圖阻止發展中國家進入這些領域尋求新的發展機遇。
今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在推動世貿組織服務貿易規則、電子商務、監管合作、小經濟體等其他涉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上，也取得了進展。
譚主注意到，這次出訪期間，在和全球南方國家領導人的雙邊會見中，習近平主席基本都提到了*“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這層意思。其中，和巴西等國領導人會談時，習近平主席還指明：
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一步一步，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帶來的改變清晰可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在逐步向着以發展為要的方向轉型。這也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把握歷史主動的體現。
但轉型，不僅僅意味着變化的希望，同時也帶來面對未來不可知的風險。
自由貿易要向着哪裏去？世界要做什麼樣的生意？
這個問題背後，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我們要怎麼做，才能確保歷史是向着進步的方向演進？
習近平主席在G20領導人峯會上提到：
我們應該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互視對方的發展為機遇而非挑戰，相互把對方作為夥伴而非對手。
今天的世界，不只有光明。國與國之間的博弈與敵視，仍然深刻影響着今天國際社會的價值觀，它的具體體現，集中在全球產業鏈的問題上。
到今年4月，美國發起的有效制裁總量已經累計達15373項，全球超過60%的低收入國家和地區都正在遭受美國施加的某種制裁。
不過，對於這些制裁，世界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
這次出訪期間，習近平主席和日本、韓國等領導人都提到了產業鏈相關的內容。同一時間，中日兩國經貿部門負責人舉行會見，特別提到了一個詞——中日出口管制對話機制。
譚主瞭解到，這一機制是雙方工作層的交流，主要討論的內容與半導體行業相關。
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是典型的打壓中國產業鏈的例子。它針對的是關鍵生產環節中的設備、技術等，目的就是通過封鎖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上下游，進而打壓中國的整個半導體產業。
這種打壓，反映着先發國家對後發國家還普遍抱有提防的情緒：後發國家的發展，是否在取代先發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地位？是否把後發國家按在全球產業鏈的下游，才能保證先發國家的發展利益？
習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峯會上提到：
世界繁榮穩定不可能建立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基礎上，各國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
中日韓能夠談半導體產業鏈的問題，支撐它的，正是共同發展的理念開始逐漸佔據上風。
就拿中日出口管制對話機制來説。
譚主瞭解到，出口管制並非禁運，而是一些對華出口需要相關方的特別許可。中日出口管制對話機制溝通的，就是相關內容。
中日出口管制對話機制，是在一個特殊的契機下建立的：去年11月，中日兩國領導人會見，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兩國關係定位。
戰略互惠關係，意味着中日產業鏈的深度交融。
韓國的情況，與日本相似。
拿中間產品來説。中間產品作為聯通產業鏈上下游的產品，其貿易數據，説明中韓產業鏈連接之緊密——中韓貿易中間產品比重可以高達70%左右。
因此，對於配合打壓中國半導體產業鏈，韓國存在一種聲音是，無法100%與美國的政策保持一致。
這些動向，不僅僅是給中日、中韓雙邊經貿關係帶來了暖意，其更大的示範效應在於，它們代表着先發國家開始慢慢轉向共同發展理念。
發展中國家可以和發達國家共同發展，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可以共同發展。
從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互動中，可見一二。
這次出訪期間，在會見秘魯等全球南方國家領導人時，習近平主席提到的是，促進產業鏈和供應鏈“兩鏈融通”。
“融通”，是關鍵詞。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執行所長 孫巖峯：原本，美西方國家只將拉美國家納入自己的供應鏈，作為原材料的供應地。近幾年，美國所謂“近岸外包”雖然向拉美國家轉移了部分產能，但相關生產要受到美國的嚴格控制和監管。中國不僅僅願意和拉美國家共享自己的產業優勢，並且還願意將中國的產業鏈和拉美國家的產業鏈進行結合，真正幫助拉美國家融入全球產業體系，並實現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與全球南方國家自身的長遠發展息息相關。這樣的事情，也是眾多全球南方國家民眾最為關心的事情。
當前，中國車企正在秘魯、巴西等國建設新能源汽車組裝廠。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在阿根廷等國也正在談判建設鋰電池材料廠。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執行所長 孫巖峯：新的模式是，我們提供資金、技術、管理經驗，阿根廷這些國家可以把自己的原材料優勢轉化成鋰電池等產品，這些中間產品可以供應給秘魯、巴西的汽車廠，最終新能源產業鏈可以實現上游和終端在拉美國家的閉環。這樣的閉環中，拉美國家積累技術經驗，中國則是投資股權和技術，長此以往，拉美國家不僅可以自力更生，中拉之間也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關係。
這樣形成的“鏈條”，彼此相融，互利互惠，輕易不會斷。
下週，中國即將召開一場專門關注維護全球產供應鏈穩定暢通的展會——第二屆鏈博會。譚主瞭解到，這次鏈博會將有600餘家參展商，其中境外參展商佔到32%，很多來自拉美國家。依託中國的平台，拉美國家企業可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更好融入全球產業鏈。
辦會背後，是中國要用行動説明，什麼才是推動歷史進步，推動全球共同享有發展的權利。
中國始終如一地把發展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福祉放在心上，在世界正進入歷史關頭的時刻，這也是最經得起檢驗和風浪的歷史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