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安：保障靈活就業人羣應織密權益“安全網”

近日，一段“上海一貨拉拉司機向保時捷工作人員維權”的視頻在社交平台引發關注。就目前披露的信息看，保時捷公司在貨拉拉平台下單並支付相應費用，但在收貨後和貨拉拉司機就600元卸貨費用發生分歧，後雖支付了費用但是產生了肢體衝突，司機本人身患疾病的情況也成為了輿論關注的背景之一。

25日下午，貨拉拉回應稱，平台從未因此事件對司機賬號封號且未扣除行為分，從貨拉拉司機關懷基金中撥出專門款項對劉師傅後續治療予以關懷資助。保時捷在23日發文道歉，稱是合作方項目組員工與貨運平台工作人員發生了糾紛事件，雙方已於當日達成和解。

該事件之所以迅速在網絡上發酵並衝上熱搜，是因為觸及到靈活就業人羣勞動權益保障這一話題。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在2億人左右。靈活就業形態的出現，對傳統勞動關係提出了很大挑戰，從過去的“一對一”固定式的勞動關係，轉變為“一對多”靈活式的勞動關係，而且藉助平台的自主型就業創業者大大增加。與急劇變化的勞動關係相比，勞動權益保障的體系建設則要相對滯後。近些年來，在保障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並加大了執法力度，初步構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體系。比如2020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出台的《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中提出，要研究制定平台就業勞動保障政策，明確互聯網平台企業在勞動者權益保護方面的責任。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促進平台經濟規範健康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各地也都紛紛出台有關保障靈活就業人員權益的規定。

但如何更好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權益，仍存在諸多痛點和堵點需要理順，目前已成為政府部門和平台企業的一項重要而又緊迫的任務。以此次貨拉拉司機維權事件為例，表面上看是由於雙方溝通不暢所致，但背後原因則可能是源於平台公司對於相關費用的模糊規定，即對起步價和里程費有明確標價，但對於搬運費等其他費用需要貨運司機與客户之間“線下協商”。不僅如此，對於額外服務的質量、要求等存在着一定的理解差異，也容易誘發勞動糾紛。

為此，要從源頭上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更為有效地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各項合法權益，還需要做好如下幾項工作。

首先，進一步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的權益保障體系。針對當前在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方面的薄弱環節，查遺補漏，不斷織密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的“安全網”。相關監管部門也應加強對平台公司的監管，規範市場秩序。建立健全投訴處理機制，確保靈活就業人員等基層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對故意侵犯勞動者權益的行為予以堅決打擊，提高違法違規成本，促進靈活就業人員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

其次，平台公司需不斷細化服務收費條款。要強化平台公司的主體責任，對服務收費項目必須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予以公開透明。對由於規定項目衍生的相關服務收費，不能簡單地讓靈活就業人員與消費者通過口頭協商的方式解決，對服務的內容和質量也要有所要求，儘量做到細化明確，以免由於其中的認知偏差產生糾紛。

最後，全社會要重新樹立勞動平等的價值觀，尊重每一位基層工作人員，這是從源頭上防止就業歧視的重要一環。基層勞動者是社會的基石，他們的辛勤付出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企業不能因為自身的地位和財富而忽視他們的權益，而應該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和關懷。當然，靈活就業人員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質，學會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如果遇到自身權益受到損害的情況，可以通過勞動部門、工會等正規渠道進行仲裁、申訴，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