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雲：鄭州、合肥、貴陽……“新質”激發動力

河南鄭州正在從世界最大iPhone生產基地之一轉向電動汽車生產，產業升級不斷加快，最近成了不少外媒報道的主題。由此，以新質生產力助推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並因此“出圈”的中國地方城市，又多了一個。在此之前，貴州省貴陽市作為國家“東數西算”工程重點城市之一，依靠大規模數據中心和智算中心優勢推動算力經濟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發展，引來廣泛關注；安徽省合肥市建立國有投資平台並制定重點產業鏈“鏈長制”，以股權投資方式打造產業引進與培育閉環，建立起完備的產業鏈供應鏈，被國內外一些媒體稱為“合肥模式”……

無論鄭州遵循的“由大而強”發展思路，還是貴陽的數字經濟發展、合肥的“引鏈固鏈強鏈”舉措，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毫不猶豫地擁抱“新質”，緊跟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的技術和產業潮流。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使它們成為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與技術創新頗為成功的典型。

新質生產力代表着全球產業與技術發展的前沿方向，對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躍升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也將助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提質增效。

區域協調發展的本質是實現區域平衡發展或共同富裕，主要目標包括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等。概括而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就是要縮小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區域平衡發展是相對的，且在程度上有高低層次之分。低層次區域平衡發展存在於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之前與現代化初期階段，這種區域格局的典型特點是各類區域的發展水平都不高，因而區域之間差距不大。高層次區域平衡發展，則是一個國家發展到較高水平後追求的一種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突出特點是新質生產力發展提升了不同類型區域的發展水平，並使不同類型區域形成新質生產力發展利益交織的局面。

改革開放前，為了平衡工業發展佈局，中國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成為當時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十大關係”之一。囿於那時候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區域平衡發展水平有限。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影響力持續提升，科技水平有了長足進步，並且開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標誌着中國開始向着更高水平的區域平衡發展邁進，新質生產力則成為助推區域協調發展提質增效的中堅力量之一。

不過，新質生產力分佈的空間差異遠比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得多，既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又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現實中的一道難題。正因如此，鄭州、合肥、貴陽等中西部城市的實踐為破解這道難題提供了有益啓示。當下，其他一些城市和區域也在探索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速度的新路。在已有實踐的基礎上，我們或可嘗試梳理以新質生產力助推區域協調發展提質增效的可行路徑。

首先，在制定發展思路和方向的階段，地方政府就須充分考慮並抓住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質”機遇。因為新型勞動者、新型勞動對象和新型勞動工具的空間分佈是不均衡的，某些地區發展新質生產力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資源稟賦方面相對不足。為了彌補這些不足，這些地區就需要充分利用外部資源，更高效地利用外部市場。鄭州、貴陽、合肥等地的發展經驗表明，外部環境變化往往具有重要影響，地方發展不能一味地目光向內，還要保持足夠的開放性和創新性視野。許多發展成功地區的經驗也都證明，在區域化、一體化和全球化時代，只有着眼更大範圍的區域乃至全球，才能在尋求地方發展新方向時豁然開朗，找到適配的對策與路徑。

其次，同時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作用，促進區域間的分工與合作。要鼓勵企業跨區域發展，特別是要鼓勵發達地區企業發揮技術優勢，幫助其他地區傳統產業轉型，推動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企業圍繞顛覆性和前沿性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實現合理分工與合作。鄭州、貴陽、合肥等地打造自身發展新方向過程中，無一例外都在促進企業跨區域合作方面下足了功夫。 

最後，充分發揮頂層設計作用，優化新質生產力的全國佈局。較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其他地區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科技與教育水平相對落後，人才儲備相對不足，因此中央政府在謀劃新質生產力佈局時，需要同步優化科教資源和人才等因素的空間分佈，支持其他地區吸引人才甚至形成人才集聚效應。在這方面，鄭州、貴陽、合肥等地依然都可稱之為範例，這些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多重國家發展戰略疊加優勢，它們步入良性發展軌道也與相關政策支持密不可分。（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全國經濟地理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