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北約架構“變種”難解歐洲安全困境

在美國政府換屆可能導致北約角色及其內部格局發生重大變動的背景下，歐洲戰略界和輿論界對於“歐洲安全究竟繫於何處”的討論再次增多。其中一種聲音就是對北約現有架構進行調整，比如打造某種“休眠北約”，一方面使美國作為“離岸平衡者”減少在歐軍事存在，但繼續維持核保護傘；另一方面鼓勵西歐承擔更多防務義務，“迫使”西歐加強與中東歐的合作。

類似設想表明，儘管對美國的“不可靠”多有擔憂，但歐洲一些人仍試圖將自身和平與穩定託付給美國及其主導的北約。而近些年來的現實是，以俄烏衝突為極端表徵的安全問題持續困擾歐洲。長期來看，不管烏克蘭危機結局如何，歐洲未來都需面臨如何處理與俄羅斯關係的重大問題，簡單依賴北約或其換湯不換藥的微調、“變種”，無法解決這個難題。這就需要歐洲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即歐洲到底需要一個怎樣的安全架構才能實現長久和平與穩定。

不管當下悲劇發生的原因為何，有一個結論是確定和清晰的，即以北約為核心的歐洲安全架構已被證明是失敗的。冷戰期間，北約雖然也由美國主導，但至少也服務於歐洲，給歐洲提供安全保障。作為冷戰產物，北約本應隨着冷戰結束而解散，但它實際卻以“勝利者”的姿態遺留下來。回顧冷戰後北約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這一機構非但沒給歐洲帶來安全，反而帶來更多問題。

一是削弱歐洲軍事自主能力。冷戰期間，至少在軍費開支和常規軍備領域，歐洲並不弱於美國，西歐國家國防預算常年保持在3%—10%之間，飛機、坦克、大炮等重型裝備數量眾多，總的軍人數量也超過美國。但冷戰後，美國作為霸權國家不斷加大軍備投入，歐洲則大規模裁撤軍隊，削減國防開支，減少重型武器數量，轉而將自身安全交由北約或者説是美國。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國家也開始增加國防開支，但增加幅度遠低於美國。美國在新型軍備技術上的投資高達歐盟所有成員國加起來的7倍還多。國防支出還只是一個方面，更深層次的情形是，歐盟難以形成比肩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歐盟國家國防採購資金大多流向美國，而非留在本地，這進一步增強了美國軍工複合體，歐盟軍工企業的收益和競爭力卻難以得到大幅提升。

在俄烏衝突延宕過程中，歐洲發現自己在安全上更加依賴北約和美國，並因此遭遇非常不利的處境。隨着美國下屆政府可能走向相對的“孤立主義”，包括再次在北約內部要求其他成員國作出更大“貢獻”，歐洲變得更加擔憂。

二是惡化了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歐俄是近鄰，經濟上高度互補，比如歐洲需要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俄羅斯則願意進口歐洲的工業製成品等。雙方如能按照不少人所設想的那樣形成緊密的經濟共同空間，將有助於增強歐洲的經濟實力，強化歐洲主要大國孜孜以求的戰略自主。但問題是，隨着北約一輪又一輪的東擴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歐俄之間敵意日積月累，戰略互信持續走低。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歐洲因烏克蘭危機而面臨的安全困局，其來有自。歐洲是如何一步步深陷困境的？烏克蘭問題是否註定成為一場危機甚至引發軍事衝突？這些都值得歐洲深入思考。

三是強化了美國對歐控制。冷戰期間，歐美有共同的敵人，北約則成為當時雙方共同的“工具”。但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北約內部的主導性越來越強，直至“一家獨大”，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説“北約就是美國，美國就是北約”，北約越來越成為美國的“工具箱”。由於在安全上嚴重依賴北約和美國，歐洲也不得不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亦步亦趨。美國推動北約走出本來的“防區”、將觸角伸向全球，實際上並不符合歐洲利益，歐洲希望北約繼續堅守核心職能。但在美國的推動或誘拉下，歐洲在外交與安全戰略上逐漸被裹挾和綁定，走上幫着美國維護全球霸權的軌道，比如先後跟隨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等，這對歐洲的負面效應至今仍在顯現。當下，美國打着各種幌子推動“北約亞太化”，根本目的也是為了服務自身霸權目標，而與歐洲安全利益並無直接關係。

已經持續了近三年的俄烏衝突再次暴露出歐洲的戰略盲點、安全困境，削弱了歐洲戰略自主能力，也嚴重損害着歐盟的國際形象。如今，歐洲正面臨着二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後果。這個教訓無疑是深刻甚至慘痛的，對歐洲來説，如何實現長期和平與安全也依然是頭等大事。但從歐洲戰略界一些人提出的“休眠北約”架構等可以看出，他們仍沒能夠汲取過去的教訓，依然把歐洲苦尋的出路定位在如何拉住美國、綁定北約，而這實際上已被證明無法給歐洲帶來持久安全。歐洲現在亟需跳出固有思維的禁錮，以真正的戰略自主處理與其他國家包括俄羅斯的關係，就此探索新的更加穩固的安全架構。（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