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豔榮：求解孤獨問題，日本仍在探索

孤獨問題，近來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大關注點。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到2050年，日本的獨居人口（單人家庭）佔比將達到44.3%。11月16日《東洋經濟週刊》的第一個專題是“超級孤獨的社會”。可以説，孤獨和由此而來的“孤獨死”問題，日本政府已經予以正視並認真應對。只是，是否如日本前孤獨大臣坂本哲志曾表示的，“（日本）可以在孤獨對策方面引領全球”呢？

“孤獨死”算得上是孤獨問題的一種極端呈現方式。“孤獨死”又稱“無緣死”，一般指獨居者因摔倒或突發疾病等緣故死亡時無人陪伴，經過一段時間後遺體才被發現的情況。今年1月至6月，日本有28,330名老年人（65歲以上）“孤獨”在家中去世。相對而言，老人尤其是獨居高齡老人發生“孤獨死”的風險更高。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壽命最高的國家，其老齡化率也位居世界前列。據總務省統計，2023年，日本的老齡化率（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29.1%，刷新歷史紀錄。

有不少人認為，“孤獨死”是老齡社會的產物。實則不然。造成“孤獨死”的真正社會癥結在於“無緣社會”引發的人際關係危機。所謂“無緣社會”，泛指人際關係的疏離，它的形成與日本文化傳統有關，更多則是源於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變革。

長期以來，日本社會奉行“不給別人添麻煩”的傳統，並融入日常教育中，將之作為一種基本的生活準則。在與他人的相處中，儘量不給對方添麻煩，彼此間客客氣氣，保持距離和界限。這種隱忍深深紮根於日本文化中，並造就了日本人高度自律的國民性格。然而，客氣、距離容易產生疏離感和冷漠感。“不給別人添麻煩”也同時意味着不會與他人有過多交集，從而喪失了相互間建立聯繫的“人情往來”。在戰後日本社會的變遷中，高度城市化、核心家庭化、少子化及隨之形成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進一步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一步步將日本社會推向人際關係疏離的“無緣社會”，加速了日本人的孤獨化。隨着家庭羈絆的鬆散、鄰里關係的淡薄及職場人際關係的疏離，血緣、地緣和社緣不斷弱化，孤獨成為越來越多日本人的心理狀態。

受困於孤獨的，不只有日本。英國2018年任命了世界上的首位孤獨大臣。《柳葉刀》2023年曾刊發一篇題為《孤獨是一項公共衞生問題》的社論。其中提到，孤獨是一項需要全社會關注的問題。衞生界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尤其是通過增加人們對孤獨的瞭解並幫助減少孤獨的污名化。很明顯，我們首先需要提高對孤獨問題的認識，才可能行動起來，最大限度地克服孤獨問題。

近年來，日本政府日益重視孤獨問題，並將其上升至國策高度。2021年2月，日本政府新設孤獨大臣，隨後，日本內閣府又設立“孤獨和孤立對策推進室”，並於2023年通過《孤獨和孤立對策推進法》。

同時，日本的地域社會和社會機構也在積極行動，建立各種預警機制。地域社會為預防“孤獨死”現象，一方面努力進行關係的再構築，讓日益淡薄的人際關係密切起來，例如強化以近鄰關係為主的社區關係，讓老人融入社區生活、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另一方面，積極引導獨居老人接受各種社區組織和志願團隊的援助，比如針對獨居老人採取定期上門拜訪、建立互助小組、安裝報警器等措施。而個人心理諮詢室等社會機構，通過為獨居者提供定期訪問服務等措施來幫助這些存在“孤獨死”風險的弱勢羣體。

上述對策的出台無疑是積極的，也收穫了一定成效，但是否可以跑贏單身社會、獨居社會和老齡社會疊加下的孤獨現象，還有待觀察。然而不管怎麼説，日本做法已經告訴我們，應對“孤獨死”問題，還需從化解孤獨問題入手。當孤獨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一種難以完全摒棄的心理狀態，在重建社羣、增加人與人關係聯結的同時，我們也需為孤獨者提供儘可能多的社會保障。（作者是天津社會科學院亞太合作與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會科學院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