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景泰：信息過剩時代，謹防“認知浮腫”

牛津大學出版社日前公佈了今年的年度詞彙——“腦腐”。説的是一個人的精神或認知狀態退化，尤其是由於過度沉迷於網絡的低質內容，就像大腦被腐蝕了一樣。與其説“腦腐”，不如説“認知浮腫”更為形象。當一個人長期接觸大量淺層化、碎片化和低質量的信息後，容易形成一種認知錯覺：以為自己懂很多，但實際認知能力卻差得遠。這就是典型的“認知浮腫”。

數字化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信息生產、存儲與傳播成本大幅降低，特別是社交媒體、智能手機以及雲計算的普及，使信息傳播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形成全球化的即時交流網絡。同時，隨着大眾媒體話語權的分散化，信息的生產主體從傳統精英機構擴展到普通個體，“人人都是信息生產者”的格局成為常態。此外，人工智能算法的介入，不斷推高信息生成與分發的速度和效率。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正如暢銷書作家尤瓦爾·赫拉利所言，人類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信息過剩時代。

信息過剩時代呈現出諸多值得關注的特徵。首先，信息生產的低門檻和傳播的高效率使信息呈現指數級增長，傳統的供需平衡被徹底打破，受眾的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其次，碎片化和淺層化成為信息內容的顯著特點，社交媒體和短視頻等媒介通過算法驅動，使用户更加傾向於快速消費即時性和情緒化的信息，而深度分析和系統知識被邊緣化。再次，信息繭房效應加劇。個性化推送機制雖然提高了信息的匹配度，卻也削弱了信息的多樣性，相對封閉的認知環境使受眾難以接觸到異質化觀點。最後，信息質量的參差不齊進一步增加了認知負擔，虛假信息、標題黨和噪音性信息的泛濫，使受眾對信息的信任感下降，形成“信息氾濫，真相稀缺”的矛盾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過剩時代並非僅指信息數量的單純增長，而是一個涉及信息供給、傳播與消費方式全面轉型的複雜現象。其核心問題在於，信息的可得性遠遠超出人類的處理能力，導致信息這一社會資源從稀缺轉向過剩。在這一過程中，碎片化、情緒化和娛樂化的信息傳播模式，進一步重塑了信息消費的邏輯，弱化了受眾的系統性認知和辯證性思維能力。正如當年物質過剩出現後肥胖症流行一樣，信息過剩也導致大量垃圾信息攝入過多、信息消化不良等普遍存在的心理與社會現象，“認知浮腫”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問題。

“認知浮腫”的核心表現是個體的信息攝入量顯著增多，但信息理解的邏輯性、深度和有效性卻仍然較低，從而導致個體對自身知識水平產生過高評價，但實際認知能力未能同步提升。這些典型特徵貫穿個體的信息接觸、判斷與傳播行為中，並主要體現為個體對信息的理解停留在淺層化、碎片化的水平，缺乏系統性和邏輯性。他們往往通過社交媒體、短視頻或新聞標題獲取信息，卻不加以深入分析。這種信息攝取方式導致知識的片段化堆積，而非結構化增長。

“認知浮腫”導致部分網民傾向於用簡單的二元對立邏輯理解複雜問題，缺乏對多維因素的全面考量，並且更傾向於參與表面化和情緒化的討論，而對複雜問題缺乏多角度分析的興趣和能力。這不僅會固化他們的認知偏見，使其更難接受與自身觀點相悖的信息和證據，還會削弱輿論對社會問題的分析深度，從而影響輿論的建設性。另外，“認知浮腫”者由於對信息真偽缺乏辨別力，常成為虛假信息的無意識傳播者，這將加劇虛假信息的傳播力與破壞力。與此同時，劣質信息的情緒化特質還會進一步放大社會羣體間的偏見和對立，在重大公共議題上導致輿論場分裂、極化，使得輿論失焦，進而影響社會共識的形成。因此，“認知浮腫”現象不僅是個體層面的認知偏差問題，更是一個與輿論生態和社會治理深度關聯的結構性問題。

“認知浮腫”現象的複雜性決定了單一主體難以完成全面治理，需要社會多方力量協同參與。更重要的是，從個體的認知偏差到羣體性的社會效應，其影響機制也是多維且複雜的。只有通過系統性的教育、技術優化和治理措施，才能有效緩解這一現象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為構建健康的輿論環境和網絡空間提供保障。

內容推薦算法是“認知浮腫”現象的重要推手，通過技術手段優化算法設計是治理“認知浮腫”的關鍵環節。平台應減少對情緒化和片面化內容的優先推薦，增加高質量信息的曝光率，特別是在科學、教育和公共政策相關議題上，優先推送多元化和專業化的內容。虛假信息的泛濫也是“認知浮腫”現象的核心誘因之一，應通過法律法規加大對虛假信息製造與傳播者的打擊力度。同時，信息平台需建立健全內容審核與舉報機制，並與事實核查機構合作，對虛假信息進行快速甄別與標記。

在信息過剩時代，信息獲取的便利並未帶來同等程度的認知收益，大量碎片化、淺層化甚至虛假信息的泛濫，不僅加劇了受眾的甄別與消化負擔，也對知識體系的邏輯性和系統性構成挑戰，並催生了知識結構的碎片化和深度認知的匱乏。因此，從長遠來看，應對“認知浮腫”問題還是需要人類社會對信息的感知、處理與應用方式的系統性重塑。（作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