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歐洲“再工業化”需避免落入安全陷阱
作者:董一凡
不久前,歐洲航空航天、安全和國防工業協會發布報告稱,歐洲國防工業企業近年來獲得巨大紅利。主要原因是俄烏衝突促使歐洲各國的軍備支出大幅度增加,從而導致歐洲國防工業業務規模的大幅度擴大。去年,這個行業總體增長了16.9%,收入達到近1600億歐元(約合1700億美元)。
在地緣危機和產業轉型的雙重影響下,歐洲此前將重振產業競爭力,以及在綠色和數字領域打造工業能力,視作其賦能經濟復甦乃至塑造地緣政治實力的優先事項。然而,在烏克蘭危機延燒及歐盟愈發注重打造防務硬實力的趨勢下,近年來歐洲“戰爭經濟”獲得了發展,歐盟機構和部分成員國也在大力鼓吹增加防務開支,加快武裝備戰的步伐。
歐洲在冷戰後長期享受所謂“和平紅利”,傳統軍事挑戰相對下降及依託北約的防務架構,使歐盟各國普遍能將國防開支佔國民經濟比重控制在較低水平,使得更多財政資源轉向經濟發展或福利國家的建設。與此同時,美國多年來持續就“必須達到北約成員2%的軍費目標”向歐洲國家施壓,特別是特朗普作為總統的第一任期,令歐洲飽受壓力、尋求“戰略自主”。
烏克蘭危機以來,歐盟評估認為自身陷入嚴重的“傳統軍事安全威脅”,在軍事援烏持續升級的過程中也不斷暴露防務工業和軍備疲軟問題,歐盟及各成員國不僅在2%軍費達標問題上變得比以往更積極,同時歐盟層面不斷強調強軍備戰,建設“軍事歐盟”。2024年3月,歐盟出台首個《歐洲國防工業戰略》,就提升本土國防工業佔國防採購比重提出明確目標,推進共同防務採購計劃、促進防務產業投資和整合等願景。而馮德萊恩所領導的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更是將做強軍工產業作為其優先事項,其提出施政綱領高呼歐盟進入“歐洲防務和安全的新篇章”,不僅宣稱軍費要花得“更多且更好”,還呼籲進一步強化國防工業計劃和歐洲防務聯盟,高呼未來十年需要5000億歐元的額外國防投資。為了推進強軍議程,新一屆歐盟委員會還特別設立了“國防工業委員”。歐洲一些大國的領導人也表態,歐洲要轉向“戰爭經濟模式”。
可以説,打造和擴張軍工產業不僅是歐盟強軍備戰的重要支柱,也深深嵌入到歐盟當前的“再工業化”進程中,甚至軍工經濟有可能成為歐洲產業發展的一塊拼圖。從頂層設計來看,在當前歐洲的經濟戰略調整中,國防工業已經具備突出地位。如2024年4月發佈的《單一市場報告》提及,將國防工業建設成為深化歐洲單一市場三大戰略方向之一,並提出打造安全防務的單一市場,強化對國防工業的融資和供應鏈建設支持;9月發佈的《競爭力報告》也提出,強化國防工業能力是降低依賴、促進創新、提振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呼籲促進國防工業整合和科技創新,同時為防務工業提供更多融資支持。而從行業發展看,近兩年歐洲各國擴張軍費的大頭雖然仍是購買美製裝備,但其各國軍工企業仍賺得盆滿缽滿,如瑞典武器製造商薩博集團今年1—9月總收入為69億歐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漲幅高達71%;德國萊茵金屬公司2026年預期銷售額將達到130億-140億歐元,與今年預計收入(74億-76億歐元)相比將近翻倍。
然而對於歐盟而言,發展邏輯從力主區域經濟合作轉向製造武器、培育軍工力量,恐怕無論對提升工業競爭力還是塑造外部環境而言都是弊大於利。
一是從產業角度看,支持防務工業不僅將擠壓綠色、數字等行業獲得資金支持,防務預算激增亦意味着歐盟及各國打造競爭力面臨着“缺米下鍋”問題,同時軍火“掙快錢”的風向也將攪動歐洲產業投資和創新扶植的環境與土壤。
二是從歐盟發展方向來看,過於注重軍工產業建設將稀釋歐盟“促和平、謀發展”的內在基因,而隨着軍工產業壯大而衍生的利益集團,也將對歐盟內外政策產業帶來更強的影響力和遊説力,恐將使歐盟產業、經貿、外交等政策領域繼續向“安全化”和“軍事化”的方向發展,使其在持續“促復甦、強競爭”的道路上揹着沉重的安全成本包袱。
三是歐洲防務產業和防務費用的增長,亦會改變其看待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的心態,有可能更傾向以動用武力方式、零和博弈的思維來應對危機和挑戰。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不僅將使其解決現有的周邊動盪衝突陷入博弈與消耗的循環,同時也將使作為全球穩定主要力量之一的歐盟,有可能轉變成國際安全的不穩定因素。(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