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在“鐵鏽帶”感受美式心理失衡

隨着中國人對美國的內部多元和複雜性理解加深，對“鐵鏽帶”的認識也越來越多。筆者生活和任教的地區正好處於“鐵鏽帶”，對這裏的風土人情、社會心態有一定了解。認識美國內陸，而非僅僅關注它的東西海岸大城市，是深入瞭解美國的一大關鍵。

在美國現代歷史上，“鐵鏽帶”的煤炭資源、石油儲藏、鋼鐵產業、汽車製造業，以及大湖之間的航運，連接湖區各州的運河、鐵路運輸網絡，以及二戰中興起的州際高速公路相互助力，使得這一區域成為美國舉足輕重的工業區。由於華盛頓的“去工業化”政策導向，導致產業向其他地區轉移，以及電子和信息產業逐漸興起等多種原因，“鐵鏽帶”就像很多傳統工業區一樣，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面臨經濟衰退、人口流失、城市逐漸失去繁榮等問題。

從上述這些因素看，*造成美國北部老工業區衰落的是一個跨越幾十年的長期經濟趨勢，涉及產業升級、外包、國內經濟地理重新佈局、氣候和生活習慣改變等種種複雜因素，和美國一些政客鼓譟的“中國搶走工作機會”沒有關係。*事實上，在美國“鐵鏽帶”開始衰落的1980年，中國才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最初的外商直接投資大多是來自東南亞的華人資本。

筆者更關注的是“鐵鏽帶”衰敗導致的不少美國人心理失衡和世界觀扭曲，以及背後的一些深層文化問題。在長期的一線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美國本地白人學生遠非一個同一性的羣體，他們呈現極大的內部差異。通常，家住海岸大都市的美國學生對亞洲文化和中國歷史及現實更容易感興趣，態度也較為正面，能更深入地對中國和東亞產生同理心和尊重的態度。來自“鐵鏽帶”小鎮的一些美國學生則更容易在情緒上抵制與厭惡和中國相關的話題，他們明顯受到家庭、電視媒體，以及家鄉文化氣氛的影響。

通常而言，這些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美國學生存在一些共性。例如，在2024年春季的一門課上，筆者的一名學生就堅持聲稱“中國搶走工作機會”，並不斷暗示自己來自（位於“鐵鏽帶”的）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是“中國”的受害者。這名學生除了熱衷於論證“中國搶走工作機會”以外，拒絕完成其他作業，幾經提醒仍然不改。另一名來自“鐵鏽帶”小鎮的學生在東亞現代史課的作業中稱，中國不是他喜歡的國家，對他自認為最喜歡的日本則只會機械地重複幾部流行日劇的名字，幾乎沒有表現出什麼深入分析和表達觀點的學術能力。這些學生的另一共性就是偏執地強調他們對中國的“恐懼”和“焦慮”。相較而言，學習能力較強的美國學生，基本都能理性地看待中國，並進行具有學術水準的分析。

從上述這些對中國觀感偏於負面的美國學生身上，隱約可以觀察到家庭和社區對他們的影響。即筆者關注的，“鐵鏽帶”的一些美國白人相對偏執、不注重自身素質提升，把恐懼和焦慮盲目發泄到另一個國家頭上，以實現虛幻的自我安慰。這種靠恐懼、焦慮、責難、敵視另一個國家來維持自身“心理平衡”的狀態終究是不正常的，但這又的確是美國“鐵鏽帶”不少民眾生活的常態。不少美國人通過自己的研究和稍微客觀的觀察也都承認，酒精中毒、吸毒成癮、婚姻不穩定、心理疾患嚴重是這些社區一些人的日常。

以筆者在美國多年的觀察和體驗來看，美國文化“缺少自省”這一弱點阻礙了可能的反省，使得一些美國人通過對外攻擊和對非法移民的強烈排斥來緩解自身幻想出來的焦慮和恐懼。筆者曾與加拿大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埃裏克·赫萊納教授就此進行交流，他認為，美國的福利制度不如加拿大完善，是造成“鐵鏽帶”居民巨大心理壓力的重要原因。

20世紀的西方社會進步，某種程度上體現在對待弱者從過去的拋棄和鄙夷發展為給予一定的制度性託底和保護。可一旦“鐵鏽帶”的不少白人男性開始認識到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自己不再是強勢羣體，而是被弱化和邊緣化的，他們遭受的精神打擊是巨大的，遑論其福利制度還“不如加拿大”。在話語層面，上世紀50年代，一個藍領男性在外工作就可以養活全家，使全家過上有房、有車、有至少兩個孩子的中產生活，實現所謂“美國夢”。事實上，*“美國夢”本身就是一個冷戰宣傳機器製造出來的迷夢，脆弱得經不起經濟危機、通貨膨脹，以及前面提及的全球經濟結構性調整和國內經濟地理重新佈局等的衝擊。*然而問題在於，美國“鐵鏽帶”民眾相信“美國夢”，這造成他們對薪水優厚的“大公司”的強烈依賴，而認知侷限使他們無法認識到正是這些“大公司”拋棄了他們。

這種對資本主義公司體制的依賴，以及美國當代文化中缺少小商業、缺少個人創業動力的傳統結合在一起，使得不少“鐵鏽帶”白人民眾如今對改善自身處境備感無力。筆者往返中國大陸、台灣，也到過美國很多州的都市和小鎮，一個明顯感受是：當中國大陸和台灣在經歷產業迭代的陣痛後，可以把一些廢棄的工廠車間改造成文創園區、體育運動基地、商業中心，人們也會通過開網約車、投身直播、開網店等積極自救的時候，身處美國“鐵鏽帶”的那些失意者並沒有個體性地介入到存在社會需求的服務業，也沒有學習新技能。他們除了依賴酒精和毒品、製造對外部的恐懼和焦慮以外，只能寄望某個總統改變自身命運。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大選的本質就是大量無力自救的美國人把改變的心理寄託在總統候選人身上。因此，當代美國的制度和文化造成大量“鐵鏽帶”民眾的惰性和依賴性，尤其是在和積極進取的東亞文化進行對比觀察時，這種美式消極和怠惰非常明顯。 

美國作為地球上科技和軍力最強大的國家，還有兩大洋作為天然屏障，然而不少美國人仍然感到恐懼和焦慮，那麼這種虛幻的恐懼感只有在精神空虛、智力怠惰、核心文化存在某些痼疾的語境中才能被理解。然而，由於美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強攻擊性、弱自省力，不少民眾也就很難反思自身問題，在無解的精神困擾中，他們只能進一步寄望於通過國家力量把製造業帶回來、驅逐非法移民，懲戒所謂“敵人”。只是，這個過程中，這些美國人恰恰一步步失去自己珍視的“個人主義”精神，變得面目模糊、精神封閉、不思進取、被主流媒體和政客操縱。而且，這種價值觀也已潛移默化影響着他們的下一代。（作者是美國阿勒格尼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研究項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