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拉美思考破解經濟“鐘擺效應”

當前，拉美正在上演兩種大為不同的發展模式，一種是主控地區政治生態的左翼發展模式，另一種是以米萊政府治下的阿根廷為代表的右翼發展模式。隨着12月10日米萊執政一週年的到來，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不僅關注這一右翼發展模式能否將阿根廷拉出經濟泥沼，還在關注這一模式將對拉美未來政治經濟走向帶來何種影響。

在拉美政治版圖呈現“一片粉紅”的情形下，米萊政府大力推行右翼新自由主義顯得相當“特別”。這一發展模式不但與地區左翼發展模式迥異，在烈度上也明顯高於阿前總統馬克裏執政期間（2015-2019年）的右翼發展模式。米萊信奉奧地利學派新自由主義，這一學派捍衞原教旨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內核要素，主張將一切經濟活動交給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政府只充當“守夜人”角色。米萊政府一上台即頒佈緊急經濟法令，對阿經濟進行“休克療法”，推出一攬子激進改革措施，諸如以“電鋸”方式精簡政府機構，削減公共開支，停止政府幹涉私營經濟活動，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和特許經營等。

經過近一年的激進和猛烈改革，米萊政府宣稱已經取得初步成效，比如通脹有所下降，財政赤字有所減少，嚴厲的緊縮政策使得捉襟見肘的財政形勢得以緩解。不過，阿根廷政界、學界和社會對於改革成效意見不一，民眾普遍認為改革得失均有，利弊各半。其中最讓阿根廷民眾不滿的是激進改革導致該國貧困率大幅攀升至52.9%，達到20年來的最高點。一些國際金融機構指出，米萊政府未來面臨的挑戰並未減少，比如怎樣化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難題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吸引外資等。這些機構建議阿根廷抓住美聯儲降息的機遇，刺激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利用綠色轉型推進阿根廷經濟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儘管米萊對拉美左翼多有批評甚至攻擊，但地區多數國家都在推行左翼發展模式。拉美左翼種類或派別不盡相同，相關界定和劃分亦有爭議，諸如激進左翼、温和左翼、中左翼、新左翼等不一而足。但近年來的政黨碎片化和中間化並未沖淡這些左翼的本色特徵，它們始終帶有“國家主義”“社會平等”等身份標籤，與右翼的區別依然明顯。比如，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等“温和左翼”，古巴、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等傳統左翼以及被稱為“新左翼”的智利，均高擎“社會公正”、促進社會平等的大旗，都不同程度地實施“福利傾向中下階層”政策，都在推進國有化或半國有化政策，對外也都重視堅持戰略自主，努力實現“拉美人自己的拉美”。左翼這些“國有化”“社會公正”的標籤與右翼“私有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形成鮮明對比。

拉美地區同時上演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並非現在才有，而是由來已久。只不過，當下地區左翼發展模式更為普遍，更反襯出阿根廷右翼模式的“特別”。兩種幾乎迥異的發展模式孰優孰劣，引發地區學界和國際社會的跟蹤關注。從以往的實踐效果來看，兩種模式均難以憑藉“一己之力”有效推進地區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或保持強勁增長勢頭，根本原因在於二者往往都不能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容易基於某種非此即彼的思維認為“大政府”或“大市場”是治理國家的“靈丹妙藥”。

其中，左翼信奉“大政府”，經常以財政二次劃撥的方式實施“福利傾向政策”，這固然有助於促進社會平等，減少社會動盪，也能收穫佔社會大多數的中下階層的選票。但過分依賴國家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有時會削弱市場活力，過度透支國家財政導致財政赤字頻亮紅線，結果福利蛋糕越分越小，民眾也不滿意。而右翼則相反，相信“大市場”能自動配置一切資源而使效益最大化，不但將這種絕對的市場法則在經濟領域應用，還將類似的競爭法則擴展至社會領域，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氾濫，結果非但難以帶動經濟快速發展，反而容易付出貧富分化加劇的代價。這正是拉美左右輪替政治“鐘擺效應”背後的深層邏輯：左翼“大政府”模式一旦效果不彰，民眾便會用選票迎來右翼執政；右翼的“大市場”一旦失靈，民眾又會用選票歡迎左翼返場。

在反思以往右翼新自由主義模式和左翼經濟治理模式均未充分奏效的深層邏輯時，地區國家政界和學界一些人士近些年來開始對中國式現代化產生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之一就在於成功處理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將“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有機結合和靈活運用。拉美學界一些人士認為，借鑑中國經驗或許是地區國家根治“拉美病”一個不錯的探索。（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