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説話：對經濟政策的預期，怎麼看？
今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逆潮不斷，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局勢變化出乎人們的預料。
放眼全球，在今年這樣的國際局勢下，我們沉着應變、綜合施策，實現了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這樣的成果來之不易。
回頭看自己，今年，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政策出台的頻率與力度都很大。
但對於不少人來説，即便“考題”再難，大家還是會對“好學生”抱有很高的期待。
這種期待，在今年，轉化成為了對政策的關注——譚主利用大數據手段對2024年中國經濟相關討論進行分析後發現，“政策”是2024年輿論場最為關心的話題。
這些政策，瞄準的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外部衝擊、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增長存在制約等問題。
當政策出台後，政策能否有效，是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
這些問題，怎麼看？
今年年初，中國經濟開局，就面臨着很大的外部挑戰。
美西方國家不光在國際輿論場炒作“中國經濟見頂論”，還實質性地升級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國際輿論的抹黑，加上美歐所謂的各種“調查”和關税，目標，對準的就是中國正在醖釀培育的新質生產力。
這只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博弈加劇的一個縮影，貿易，尤其成為了以美國為首的個別西方國家“武器化”的工具。
這樣的情形之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少國家，也主動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到11月份，部分國家就對華髮起了171起貿易壁壘調查，數量遠超去年。
今年一季度，輿論場有關中國經濟的討論中，就出現了相關的問題：
面臨複雜多變的局勢，外貿如何重返穩定發展的軌道？
中國經濟，用數據給出了答案。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車出口同比增長13.2%，到今天，新能源汽車國內滲透率在50%以上。
再看另一個美西方重點遏制的半導體行業，1-10月，中國半導體出口達到9311.7億元，到11月，已經突破萬億。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跟譚主分析，今年前10個月工業數據的亮點就在於，全國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速持續高於全部規模以上工業；裝備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到了34%，連續20個月保持在30%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長7.4%，對工業增長貢獻率達42.7%。
汽車、航空航天、船舶、能源、電子信息等諸多行業，都需要高性能的裝備支持，裝備製造業的進步能夠直接推動這些行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這些行業能夠頂住壓力，一方面是行業自身的競爭力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也和政策能夠預先佈局、幫助行業正確把握形勢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今年4月份，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研究起草了支持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行動方案，即“兩重”政策。
“兩重”政策涉及的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就是要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對於一些“卡脖子”的領域，要重點突破。
其實，對“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的重視，從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就已經非常明確了。
也就是説，對於內外部形勢的變化，國家一直是有着精準判斷和把握的。而“兩重”政策的出台也進一步説明，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更要不斷適應發展形勢的變化。
正是在這種政策導向下，包括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光明確了自主可控的努力目標，也在得到切實的投資與支撐。
目前，今年用於“兩重”建設的7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已全部下達，分3批支持1465個項目建設。按照一攬子增量政策部署，2025年“兩重”建設項目清單也已提前下達，將安排超長期特別國債1159億元支持121個項目建設。
這些投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等經濟數據的回暖，只是外在的表現，其更深層的影響，在於通過對關鍵重大項目的支持，牽動新質生產力相關的產業鏈供應鏈共同發力。這一勢能是巨大的。
我們很難全景描摹這個龐大網絡的每一個節點，但是通過下面這張圖，是可以窺見一二的。
前不久，工信部公佈了第8批製造業單項冠軍示範企業，加上此前認定的單項冠軍示範企業，總體數量已經達到了999家。
這其中有新能源、半導體等戰略產業的核心供應鏈，還包括新型儲能、低空經濟等未來產業。
梳理過去8批名單，可以發現有50個行業的單項冠軍企業數量整體呈現上升趨勢。
其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製造業、專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通用設備製造業、科技推廣和應用服務業、研究和試驗發展是第8批名單中排名前7的行業。
正是這樣的變化，成為了外部衝擊下，新能源、半導體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強力支撐。
也許，這張地圖上的企業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但要看到，我們的政策發力的方向之一，就是這些關鍵鏈條上的關鍵節點。
這種支撐，也是衝擊之下，經濟運行的體感仍舊平穩的原因。
譚主注意到，今年，大家對政策的期待，主要表現為對政策力度和規模的期待。
有人就認為，評價這些政策有效性的標準，就是政策規模。這其中，關於化債政策的討論，就很典型。
過去，由於發展階段的限制，部分地方政府自身財政收入不足，於是用融資平台來籌資，這就導致債務規模增加，不斷積累了一些隱性債務。
今年，我們的政策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措施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攬子增量政策背景下，提出的總規模10萬億的地方化債資源。地方政府可以將一些高息、短期的隱性債務，納入政府公開債務賬面，轉化為低息、有更充足還款期限的地方政府債券。
這樣一來，也就為地方政府打開了發展的空間和時間，把思路從“在化債中發展”轉化為“在發展中化債”。
這樣的思路轉變，從地方政府專項債的投向，便可窺一豹。
今年1—10月，專項債券投向項目3萬餘個，支持了一大批具有較強經濟社會效益的項目建設，各地用作項目資本金超3000億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重點用於國家重大戰略項目。
從結構變化上來看，近兩年，政府支出除了穩定地投向民生相關領域之外，還投向了信息網絡建設等能迸發“新動能”的地方，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趨勢，十分明顯。
實際上，以地方化債為切口，我們可以觀察到整個宏觀政策頂層設計的思路正在發生的變化。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告訴譚主，今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來，我們在宏觀政策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背後反映着兩個認知的變化。
第一，是對債務和風險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從強調存量債務的減少，轉向債務結構的優化。
以往，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觀念把“債務”和“風險”劃上了等號，認為債務本身就是風險，所以要減少債務的體量和規模。在9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宏觀政策的走向，則釋放了一個鮮明的信號：
“風險”本身是一個受複雜因素影響，會動態變化的概念，存量債務本身並不直接等同於風險，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構成風險；防範和化解風險，也不意味着只能通過減少當期存量債務的方式進行，而是可以通過置換、通過結構的優化，來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
而這背後，還有關於財政政策目標的認知在發生轉向——從過去更側重收支平衡，逐步轉向更關注財政的可持續性。
財政收支平衡，不難理解，就是收入和支出基本相當，比如堅持財政赤字率不能超過3%，強調的是一種靜態結果。
那如何理解財政的可持續性？也很直接，就是要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才能維持財政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在財政收入能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只要將利息支出控制在財政收入的合理比例之內，就可以説是可持續的。
這樣一來，財政政策目標就從需要達成一個靜態的平衡，轉變為更直接地跟經濟增長相關聯，結果是大大拓展了財政政策的靈活性和發揮空間。而債務相應的風險，也可以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實現有效管理。
與此同時，也可以看到，在聚焦經濟增長的統一邏輯下，我們的貨幣政策從資本端發力，財政政策從債務端發力，形成了更好的相互協調。
“在發展中化債”的本質，是在發展中化解風險。所以，在政策“規模”以外，我們更需要看懂政策深層邏輯的變化，也就能發現，對於經濟運行中發生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一直在調整和創新思路，可以實現有效地應對。
實際上，隨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仍然有人會產生疑問，覺得政府投資、地方化債這些措施，好像距離每個人吃穿用度的日常生活，還有一定的距離，得到的反饋和感知好像也不直接，仍然對政策的效力產生疑問。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看到，政策之間並不是相互孤立的，理解單個政策的作用，要放在整個政策結構和體系下來看。
比方説我們一直在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就不是隻靠一個領域的政策就能解決的。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跟譚主分析，所謂的“有效需求”不足，其實主要是指改善型的消費不足。因為人們吃穿用度的基礎消費是相對固定的，改善型的消費不足，本質上還是需要通過發展才能不斷地解決。
要實現這一點，一方面，需要精準激活發展動力，更好地實現增收；另一方面，需要託底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水平。
這些，既需要政府找準當下投資的方向，又需要從長期着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優化經濟和社會運行的結構。
舉例來説，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目前有一個非常有力的依託，就是新型城鎮化。
短期看，今年10月份推出的一攬子增量政策中涉及的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就提到，明年要繼續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並優化投向的領域——續建基礎設施、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高標準農田建設、地下管網建設、城市更新等。
瞄準新型城鎮化的投資方向，是非常明顯的，而投資只是解決問題的其中一環。
今年7月，國務院還印發了《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涉及的就是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我國當前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已達66%，但按户籍人口計算僅為48.3%，且與城鎮化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和覆蓋面尚存顯著不足。
要知道，教育、醫療、文化娛樂等領域的高質量服務供給需要城鎮化達到一定密度，才能形成規模經濟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服務往往因現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以及公共服務可及性差而難以全面落地，有需要的人難以觸及。
而在今年七月新出台的“行動計劃”中，明確了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接下來“隨人不隨户”的改革方向，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人口聚集和城鎮化率的進一步提升，無疑會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不僅如此，聚集帶來的規模效應，會攤薄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上的投入成本。這對於地方政府和流動人口而言，不僅是一種雙贏，而且會形成正向的循環。
觀察我們的政策思路，就會發現，任何一項看似只是所謂短期的激勵措施，其實都有着更深入結構的改革措施與之銜接。
事實上，整體中央財政的支出結構，都已經向這個方向做了很多鋪墊。
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們的財政支出結構已經變得更加有針對性，定向投資綠色經濟、民生領域、高技術等有利於民的行業。在去年的財政支出結構中，社保就業、教育這類民生領域一直佔據大頭。其中，社保就業、醫療的財政投入漲幅遠超其他類目。
把政策和投資投向社會民生領域，可以引導經濟實現更加均衡健康的增長。
短期打開局面，為長期、根本的改善創造空間，這才是我們解決問題的完整思路。
年末已至，輿論場都在討論明年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政策的力度、方向，這期間仍然充滿各種各樣的聲音，有樂觀，亦有憂慮。實際上，只要探討問題，我們就是不悲觀的。
因為，面對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今年，中國能夠在困難中“沉着應變、綜合施策”，保持了穩定的發展環境。明年，也將“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這，無疑是對中國經濟“答卷”的最好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