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萊亞斯·塞佩達：芬太尼問題，美國政客在轉移注意力

美國一些國會議員17日提出三項議案，目的是打擊所謂“中國在美國芬太尼危機中的作用”。議案內容包括成立美國特別工作組打擊毒品販運，併為後續制裁中國實體鋪平道路。相關議案的提案人，都來自國會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這是美國政客利用芬太尼問題，炒作所謂“中國責任”的最新舉動。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不久前的言論也再次將芬太尼問題置於聚光燈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美國政府允許私營製藥公司製造並與醫生一起推廣更強效的阿片類藥物，同時堅稱阿片類藥物不會上癮，我們可以看到之後阿片類藥物濫用在美國呈爆炸式增長，包括芬太尼等更新、更強效的阿片類藥物。

像芬太尼這樣的阿片類藥物的濫用，佔到美國國內不斷增長的毒品使用總量的很大一部分。美國緝毒局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芬太尼類物質來源國，墨西哥則是美國最大的芬太尼販運國之一。美國一些媒體的時事新聞標題顯露出，美國一些人對中國和墨西哥的敵對情緒日益加劇，並將“毒品生產”和“販運”作為表面上的理由。然而，美國政客及輿論機器對中國和墨西哥等“全球南方”國家的仇外指責是長期存在的，這也是兩黨一致的立場。

美國國內濫用藥物問題的真正根源，卻並未成為大多數美國媒體的頭條新聞。實際上，沒有“陰暗的外國勢力”強迫美國人購買和濫用藥品。以筆者所見所聞，那些所謂“鎮痛藥”很容易賣給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在美國，人們自我治療是因為生活艱難，而且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説，日子一天天過去，生活卻變得越來越艱難。

美國可能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我們的資本主義分配方式（即使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是最基本的必需品）導致了我們的政府體制沒能照顧到許多人遭受的痛苦。例如，民眾的住房成本處於歷史高位，個人債務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普通老百姓的工資水平實際上一直停滯不前，而教育和生活用品的成本卻在上升。就業保障環境並不像政府所説的那麼好，大多數美國家庭在銀行裏沒有足夠的錢來應付僅僅500美元的醫療緊急情況。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2023年8月31日的一則報道稱，調查顯示63%的美國工薪人員無法支付500美元的緊急支出。

因此，美國無家可歸的人數在上升也就不足為奇了，抑鬱症患者的發病率居高不下。即使在我們遭遇新冠疫情的猛烈衝擊之前，隨着我們的預期壽命下降，生活方式引發的疾病也在繼續增加。美國人對生活成本上升和缺乏醫療保健產生了高度焦慮。有大約五分之一的美國兒童沒有足夠的食物，不知道下一頓飯如何解決。這意味着，美國有大約1300萬名兒童正在遭遇飢餓。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2022年有12.8%的家庭面臨飢餓，超過上一年度的10.2%。這是自2008年以來漲幅最大的一年。

我們知道，青年時期的貧困會導致更高的藥物濫用率，就像得不到治療的精神疾病一樣。到目前為止，不少美國政客都提出了歸罪於外部因素的“解決方案”，比如對中國和墨西哥的進口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税，這隻會增加已經處於壓力之下、有淪為吸毒者風險的美國人的生活成本。

當然，作為社會治理中的一項系統性工程，我們的政治精英本來有很多方法可以有助於解決美國國內的毒品濫用問題。例如，我們知道，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吸毒和酗酒的風險更高，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民選官員卻一致反對美國像歐洲發達國家那樣，為其人民提供有保障的醫療保健。

隨着我們變得更加恐懼和孤立，美國的社會反常現象正在加劇。我們的政客把國家帶到了今天這一步，他們首先做的是指責民眾，然後在社會治理方面的失敗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監獄人口，讓監獄系統的投資者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收益。現在，他們指責外國“敵人”，給美國民眾提供的是糟糕的解決方案，這樣只會惡化普通老百姓的物質條件。

很顯然，這是一種卑劣的分散注意力的做法。比如，他們説墨西哥等鄰國應該為向美國民眾提供“毒品”而受到指責，卻忽視了美國國內災難性和腐敗的“毒品戰爭”是如何幫助我們的所謂執法機構（如美國緝毒局）人員發財的。這也為海關和邊境巡邏隊等其他人提供了與販毒集團合作並從中獲利的機會，而與此同時，來自美國的槍支卻充斥着墨西哥。

我們的政客如今假裝關心美國的毒品問題，不過是為了掩蓋他們繼續在世界其他地方實施霸權暴力的企圖。就擺脱困境、解決問題而言，美國民眾的“真正敵人”不在中國或墨西哥，而是在我們自己的國會大廈裏。（作者是身居芝加哥的美國政治與文化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