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兵：“第三太空時代”不應出現“星際爭霸”

狀況不斷告急的國際空間站還能維持多久？這個問題最近頻繁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作為後冷戰時代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標誌，這座大型在軌空間平台的未來不僅被美俄地緣政治博弈蒙上陰影，現在還因太空艙漏氣等技術問題而被懷疑能否按計劃服役到2030年。有分析説，一旦國際空間站終結，新的太空地緣政治也將隨之開啓。但實際上，國際空間站當前的困境只是一個表徵，太空地緣政治早已悄然步入一個新的時代。

2022年初，筆者在與航天技術和太空軍控領域相關專家再三斟酌後，共同提出“第三太空時代”概念。如果説冷戰時期美蘇太空競賽是“第一太空時代”，冷戰結束後開啓“第二太空時代”，那麼當前階段，可以説世界已經邁入“第三太空時代”大門。在國際上，美國太空司令部副司令約翰·肖、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等也使用過類似表述。儘管立場不同，但中外戰略界對“第三太空時代”的特點確有一些共識。

其一，太空格局多極化。冷戰時期，角逐太空的主要是美蘇兩家，英、法、中、日等其他具備航天能力的國家初露頭角，但還難望兩個超級大國項背，更多的國家則基本沒有能力利用太空。在“第二太空時代”，美國一騎絕塵，俄羅斯相對衰落，其他國家的航天力量逐步發展，太空領域“一超多強”格局漸顯。而在“第三太空時代”，太空格局日趨多極化，已有上百個國家擁有自己的衞星，其中十多個國家有能力從本國領土發射衞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型航天私企異軍突起，太空技術探索公司、藍色起源、維珍銀河等公司紛紛涉足載人航天，發射巨型星座，甚至要登陸火星。太空多極化讓更多國家從太空開發中獲益，使航天發展更具活力，但同時也讓太空變得更加擁擠，頻軌資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太空碎片等問題變得空前突出。

隨着大國博弈更趨激烈，太空領域集團化趨勢加劇。美軍提出太空是當今大國競爭的中心舞台，聲稱俄羅斯是“關鍵對手”，中國是“最大威脅”。為了對抗中俄，美國試圖拉攏盟國構建太空聯盟。這與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太空政策存在一定不同。美蘇對抗之時，美國在太空問題上對盟國嚴格保密，不少盟國還公開反對其太空軍事化舉措。而在當前太空競賽中，美國認為自己的太空優勢已遭侵蝕，單打獨鬥勝算不足，所以轉而謀求借助盟國太空力量，同時對競爭對手實施技術封鎖。

其二，太空武器化、戰場化。太空被視為軍事上的“終極高地”。在“第一太空時代”和“第二太空時代”，太空的軍事作用主要體現在作戰保障方面，比如運用天基設施進行監測、偵察、通信、預警、毀傷評估等，為陸海空軍事行動提供支持。而到了“第三太空時代”，太空本身就將成為戰場，太空力量作為一支獨立軍種實施攻防作戰。這也是為什麼在軍事建制上，建設太空軍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潮流。

在太空裝備上，太空軍備競賽風險劇增。儘管太空軍事化由來已久，但多數人認為，太空武器化進程尚未開啓，因為還沒有哪個國家在軌道中部署核、動能殺傷或激光武器。但這道紅線即將突破，美國公然宣稱將於2025年部署針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反衞星武器。在危機升級方面，太空戰風險顯著增加。美國《太空防禦戰略》提出，在太空中的威懾戰略如果失敗，那麼就要贏得延伸到太空的戰爭。為準備實戰，美軍頻繁舉行“施裏弗”“全球哨兵”“太空旗”“黑色天空”“紅色天空”等太空戰演習。這些演習實戰色彩濃，越來越注重多域協同和發揮整體合力。

其三，太空產業化。在“第一太空時代”和“第二太空時代”，商業航天發展有限。到了“第三太空時代”，太空產業發展步伐加速，對各類太空資源的爭奪更加激烈。例如，巨型小衞星星座的發展使得最具經濟和實用價值的地球靜止軌道變得炙手可熱。再如，技術發展使原本遙不可及的太空礦產資源逐漸變成現實的財富源泉。美國太空戰略學家加勒森説，各國在地球上爭得頭破血流，所爭不過一國GDP的1個百分點，而太空資源則無數倍於全球GDP總額，善於開採利用太空資源的國家將獲得與其領土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優勢。主要航天大國都在籌謀如何在方興未艾的太空“淘金熱”中多分一點蛋糕，而這也將成為“第三太空時代”的一個衝突之源。

但從可持續性以及長遠視角來看，太空顯然不應出現這樣那樣的“星際爭霸”。為應對“第三太空時代”的新挑戰，維護太空的和平安寧，國際社會有必要將國際太空法基本原則與新安全觀結合起來，確立太空安全治理的基本邏輯和安全保障機制。一是維護共同安全，支持太空自由，反對太空霸權。二是維護綜合安全，既要重視和平利用太空過程中產生的安全風險，更要優先應對太空武器化、戰場化問題。三是維護合作安全，反對結盟對抗和航天科技封鎖。四是追求可持續性，保護太空環境。各方應就這些大本大源的問題達成共識，確保太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成為國際合作共贏的新疆域，而非大國競爭角力的新戰場。（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