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敍利亞，從“肥沃新月”到“破碎之地”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12月8日，“敍利亞沙姆解放武裝”攻入敍首都大馬士革，宣佈敍政府倒台，終結了阿薩德家族在敍逾半個世紀的統治。敍局勢迅速變化讓世界震驚，這背後有該地區數千年曆史遺留下的恩怨與衝突、外部大國的滲透與博弈以及敍內部各派勢力的矛盾與爭奪。從今天起，《環球時報》陸續推出“多方博弈下的敍利亞局勢”系列深度認知報道，幫助讀者梳理敍利亞自古至今不斷累積的複雜矛盾以及內外部勢力的此消彼長。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我們將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入手，講述敍利亞作為古代文明的交匯點以及曾經的地區強國，如何在2011年內戰爆發前一步步淪為分裂破碎的國家。

強敵林立，在帝國間幾經易手

在古代歷史上，“敍利亞”並非一個國家的稱謂，而是泛指今天敍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甚至土耳其南部部分領土的地中海東岸地區。這一地理位置使得敍利亞一直是東西方文明接觸碰撞的交際線。相比周邊地帶，這一區域相對土地肥沃、自然條件優越，因此被稱為“肥沃的新月地帶”。

公元前10世紀，西亞北非地區進入帝國時代。敍利亞雖是古老文明的交匯區，卻始終未建立起強大的國家，反而先後被亞述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周邊強大帝國所征服。強敵林立，一直是敍利亞面臨的主要問題。

公元前4世紀，位於希臘北部的馬其頓王國崛起，迅速平定了希臘內亂並開始對外征服。年輕的亞歷山大國王帶領希臘軍隊東征，將彼時處於波斯帝國統治下的敍利亞地區納入版圖。雖然帝國因亞歷山大大帝的病逝被分解，但敍利亞被納入塞琉古王朝的統治之下。自此，敍利亞開始大規模接受西方文化，開啓了影響深遠的希臘化時代。

公元前64年，敍利亞地區被羅馬征服，後來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這段歷史帶來的重要文化遺產是，敍利亞接受了自公元1世紀興起的基督教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持續到公元7世紀之前。

然而，敍利亞的歷史車輪又開始向東方轉向。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如一彎新月在阿拉伯半島腹地冉冉升起，在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繼承者的帶領下，穆斯林向西亞更廣闊的地區征服。*敍利亞被新興的阿拉伯帝國征服後，一度成為伊斯蘭文明的核心區，逐漸融入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圈，這段歷史對大部分敍利亞人確立作為阿拉伯人的民族認同與對伊斯蘭教的宗教認同都具有非凡的意義。*儘管如此，基督教因素仍在敍保存下來，至今在敍利亞還生活着不少基督徒。

自公元16世紀起，敍利亞成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但土耳其人的統治並未深入敍腹地，長期處於“統而不治”狀態。截至18世紀末，敍利亞尚未呈現出真正的政治實體的特徵。*此後，隨着敍利亞地區各省對所轄土地的統治力增強，該地區曾經分散的政治組織形式出現新格局：城市內部依據社會政治職能、宗教信仰等劃分出不同派系和家族，他們為爭奪城市資源和統治地位，在城市內部相互衝突。*與此同時，城市文化發展也促使城市精英階層產生，他們承載了敍利亞建立國家的希望。

在反帝反殖民鬥爭中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中心

與敍利亞地區各城市發展同步發生的，是自17、18世紀開始西方列強逐步對敍利亞滲透影響力。這一過程伴隨着奧斯曼帝國的加速衰落，法國、英國在敍利亞地區謀求經商特權並不斷移民。尤其是法國，到19世紀初，對敍利亞的經濟滲透與政治控制越來越強，使得敍利亞成為法國事實上的“殖民地”。

*在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異族統治及西方列強的鬥爭中，敍利亞地區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跟隨德國參戰，但是遭到了包括敍利亞在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抵制。1916年至1918年，敍利亞等地爆發了阿拉伯民族大起義，加速了奧斯曼帝國的滅亡，併為協約國戰勝同盟國作出了貢獻。然而，一戰結束後，英法殖民者按照1916年秘密簽署的《賽克斯-皮科協定》劃分勢力範圍，包括敍利亞在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想要建立獨立國家的夢想沒有實現。

1920年，在英法聯合施壓下，敍利亞淪為法國的委任統治地，持續5年。*為使殖民統治長期化，英法將敍利亞地區分解，尤其把敍利亞和黎巴嫩分割為兩部分，使敍版圖大大縮小。法國殖民者還試圖加劇該地區宗教對立，並扶持處於邊緣地位的少數教派什葉派穆斯林阿拉維派。這奠定了阿拉維派在敍獨立後掌權的基礎。*上世紀30年代，敍利亞人反擊法國逐漸取得成效。特別在二戰中，法國敗降為敍獨立提供了契機。

包容性政府無法組建，陷入強人政治困局

1946年4月17日，敍利亞擺脱法國殖民統治，獲得完全獨立。*但在獨立之後的20多年時間裏，議會民主制政體在敍利亞缺乏生存土壤，政黨政治催生了基於不同部落、地域、家族的派系主義，不同派系建立的政黨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知不同，導致內鬥加劇並使得軍人不斷干政以控制國家。*從外部看，美蘇冷戰使敍利亞再次淪為大國較量的“犧牲品”。敍政府內部出現了一股受美國支持而倒向西方國家的勢力，以及一股得到蘇聯扶持的左翼力量，互不相讓。

當時的國際背景是，以亞非拉國家為主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掀起了獨立自主和“不結盟”的浪潮。*在中東則出現了泛阿拉伯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的融合，孕育了“復興社會主義”。*這也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簡稱“復興黨”，阿薩德所在政黨）所推行的理念。

復興黨追求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主張獨立、統一，希望領導阿拉伯民族走向復興。受前兩次中東戰爭影響，泛阿拉伯主義浪潮達到頂峯。復興黨在1954年的選舉中影響力大幅上升。在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敍利亞與埃及1958年合併組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3年後敍退出，成立阿拉伯敍利亞共和國。

在政局不穩的背景下，復興黨1963年組成敍利亞新政府。從1966年開始，出身於阿拉維派的軍官哈菲茲·阿薩德嶄露頭角，在教派身份政治還未凸顯的年代，他依靠個人能力與才幹贏得了軍隊支持。1970年11月13日，時任國防部長兼空軍司令的阿薩德發動“糾正運動”，改組了黨和政府，自任總理。1971年3月，阿薩德當選總統，敍利亞進入以軍隊為後盾的強人政治時期。

阿薩德在執政初期，通過務實的外交策略、開放的經濟改革為敍利亞創造了穩定發展局面。*20世紀70年代，敍經濟獲得較快增長，綜合國力與國際威望都明顯提高，使得敍利亞成為中東有影響力的地區強國。*比如黎巴嫩內戰爆發後，敍利亞就同沙特、蘇丹、利比亞等地區大國於1976年派兵進入黎巴嫩。

進入上世紀80年代，敍利亞經濟和現代化面臨阻礙。70年代的經濟發展並未伴隨工業結構的實質性變化，對以色列的敵對政策也使敍軍費開支浩大，並導致經濟一度處於危機狀態。而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上，敍利亞始終未能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國家認同，也因此被學者形容為“破碎之地”，這也是敍動盪的主要根源。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阿薩德政府奉行擴大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使得敍利亞經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與發展。但與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改革形成對比的是，敍利亞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始終無法推進。作為少數派，阿薩德為鞏固統治，特意安排阿拉維派親信領導國家強力部門，控制國家機器，使得包容性政府無法組建。

短暫的“大馬士革之春”

2000年6月10日，阿薩德因病去世。在一系列安排下，年僅35歲的阿薩德次子巴沙爾·阿薩德當選為敍利亞新總統。這種強人政治與家族特權廣泛存在於數個阿拉伯國家。然而，這種政體根基脆弱，如果強人垮台或者發生變故，政權很可能面臨崩潰的風險。

巴沙爾被認為缺乏其父的威望與魄力，*上任之時，敍內外部環境可謂危機四伏。*從內部看，隨着以阿薩德家族為核心的阿拉維派利益版圖固化，阻礙了遜尼派人士及其他少數族羣獲取社會晉升的路徑，敍社會漸漸失去活力，也引起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及其他少數族羣的不滿。從外部看，復興黨的意識形態遭到美國和以色列敵視，沙特、約旦等遜尼派主導的君主制國家也對阿拉維派和復興黨的共和主義底色感到不安。

巴沙爾就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推動一系列改革計劃。他深受西方政治與文化薰陶，一方面試圖打造寬容環境，釋放政治犯、放鬆言論控制、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另一方面試圖推動經濟改革，擴大吸引外資、改善民生。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波及到敍利亞之前，敍利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在2000美元以上。這一度被稱為“大馬士革之春”。

但是，巴沙爾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很快被叫停，被迫恢復了由阿拉維少數派強制管控的局面。*到此時，敍其他羣體對阿薩德家族及阿拉維派少數人執政的局面已積蓄了深刻不滿。*外部環境方面，敍利亞所受西方壓力越來越大，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減弱，如2005年敍利亞正式宣佈從黎巴嫩撤走所有軍隊。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這場席捲阿拉伯世界的變局突然到來。從突尼斯開始的民眾抗議運動產生“蝴蝶效應”，從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到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再到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中東強人紛紛倒台。這股劇變的旋風也吹到了敍利亞。自2011年起，敍利亞反對派在各地揭竿而起，向巴沙爾政權發起攻勢，敍利亞進入內戰階段。

*“*一段充滿希望、衝突、嘗試、期望、鬥爭和暴力的歷史”

法國東方研究所當代研究中心主任馬修·雷伊形容敍利亞自18世紀末至2011年的歷史“是伴隨着一系列改變了敍利亞發展軌跡的重大轉折開始的”，“是一個充滿希望、衝突、嘗試、期望、鬥爭和暴力的歷史，來源不同的人類團體均試圖完全佔有這片土地，賦予它價值，並創造族羣共生的條件，讓每個人都能擁有屬於他自己的位置”。

如今，強人政治時代終結使得敍利亞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世俗現代化模式的敍利亞，重新站在了命運的十字路口。敍利亞因其東西之間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多元文明碰撞與衝突的地帶，經常面臨外來干涉，本地人很難主宰自身命運。阿薩德政權是敍利亞少有的、沒有外部勢力干涉的獨立發展時期，卻受制於自身較侷限的社會認同基礎，最終走向終結。（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韓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