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為何當今世界更加需要“文明互鑑”

美國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近些年來引發持續不斷的探討甚至爭論。尤其是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國際和地區層面越來越多的對抗和衝突被置於“文明”的範疇加以解讀，並被認為是“文明衝突論”的現實驗證。確實，從較短時段來看，不同文明羣體之間難免會有衝突。但從長期來看，文明互鑑仍是人類文明史的主流。在歷史長河中，文明互鑑往往是以持續、自覺或不自覺的方式進行。到了經濟全球化仍在深化以及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文明形態在物理界限和表現形式等方面又出現了新變化，文明互鑑隨之變得更加多元多樣，當今世界對於推動文明交流互鑑、尤其是“以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的需求也變得更加迫切。

文明衝突很多時候來自“文明體”（某種形式的文明）和“組織體”（某個族羣或國家）以掩蓋自身擴張性甚至侵略性為目的的“相互利用”。一方面，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有一些國家，試圖把文明體與組織體相混同，進而借文明的模糊性來包裝國家的擴張性；另一方面，某些文明有時也會藉助國家的組織性力量來拓展勢力範圍，並以此遮掩文明的擴張性。比如在殖民主義時期，西方文明就曾藉助殖民主義國家的“硬實力”進行全球性擴張。換而言之，文明體與組織體基於擴張目的的相互利用，是很多衝突或戰爭爆發的根源之一，也是文明衝突的一大淵藪。

雖然不時出現這樣那樣的衝突，但放眼數千年來的人類文明史，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互鑑始終是一個緩慢但自發、漸進的過程，經貿合作、人文交往等都是這一過程的重要平台或載體。例如，作為傳統上界定或區分不同文明形態的常見方式之一，不同宗教之間在歷史上就曾有過包容互鑑的過程。比如佛教最初在印度誕生，之後傳播其他地方，在與波斯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後來基督教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實現理念與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其間也實現了與世俗世界的交融適配，隨後又反向傳回恆河流域。這樣一個歷史性過程持續了數百年時間。與之類似，其他一些文明互鑑與發展的歷程，也經常是以百年甚至千年計。

但在“文明衝突”引發越來越嚴重的危機、也引發越來越多關注的背景下，當今世界對於文明交流互鑑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而就“堅持文明平等、互鑑、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而言，大國無疑應該發揮主導性作用。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世界，大國往往是某種文明的主要載體或代表，文明則往往是一個大國不可缺少的內涵。沒有文明內核的國家容易成為一種不夠穩定的國家結構，而且也往往是具有了文明代表的身份，一個大國的國際地位才能更加穩固。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美國以及印度等都是當今世界的文明性大國。

正因如此，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具有了文明間關係的一些特徵；與之相對，中華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不同文明間的關係，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相關大國之間的關係。就此而言，這些文明之間的互鑑，也應該表現為這些大國之間的平等對話和交流互鑑。

除了傳統國別層面，現代科技也在改變文明互鑑的面貌，加速文明互鑑的過程。事實上，經濟全球化以及技術進步推動形成了某些新文明或亞文明形態，這對文明間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比如，世界範圍內有着相同理念認知或生活方式的人們，可以依據一定的科技載體或平台“聚在一起”。在此過程中，傳統地理邊界被打破，新的議題和觀念邊界被建構起來。換而言之，當今世界的文明形態更加多元，既有基於相對固定的人羣、土地和生活方式的傳統文明，也有超越地理界線、種族界線和生活方式的新式文明。這些變化拓展了文明互鑑的範疇，同時也對文明互鑑進程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傳統上，文明互鑑很多時候表現為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單向滲透。例如，殖民主義時代，宗主國對殖民地文明的塑造遠遠高於殖民地對宗主國的反向影響；不同被殖民國家間的文明互動，往往也是通過宗主國作為中介和橋樑才得以實現。進入後殖民主義時代，文明互鑑又經常體現為超級大國或霸權國家對不同文明羣體和文明成果的吸納、融合與再造。例如，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文化多樣性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也通過吸納不同文明羣體的成果以及人才等因素成為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在當今世界文明形態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文明互鑑的形式隨之變得更加多元多樣，更加公平公正等。人類社會也將因此比以往更有機會建構一幅“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圖景。（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