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超越哈佛與邊境的視野

新的一年到來，是時候有人對我們混亂的移民現狀説一句：情況本可能更糟。二十年後，我們或許能欣慰地看到，大多數新移民在這個接納他們的國度裏證明自己是好公民——工作、納税、創業、培養子女。

有人擔心同化機制可能不堪重負，但我們在兩方面還算幸運。那些試圖穿越漏洞百出的南部邊境的人，如今越來越多來自世界偏遠角落，包括中國、俄羅斯、烏克蘭、非洲等地受過教育的技術人才。美國作為民族熔爐表現不俗，不同國籍者唯有通過接納共同語言文化，才能與彼此及本土居民和諧共處。

誠然，越境者多數仍來自中南美洲。他們帶來的文化宗教觀念可能將在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等地區佔據主導。但幸運的是，這些觀念與我們的價值觀大體相容。比起歐洲的移民困境，誰都更願意面對我們的挑戰。

現行制度仍是一團亂麻。拜登政府大可以宣稱（雖然尚未如此表態）通過將全部移民合法化解決了非法移民問題。數據説明一切：每日有1萬名準移民被攔下，僅需填寫庇護申請便可放行。據信仍有未知數量者偷渡成功。令人費解的是他們為何不利用庇護漏洞。即便如唐納德·特朗普常提及的那般存在罪犯、強姦犯和精神病院驅逐者，如今這類人在入境者中也屬極少數。

美國自1776年建國以來，作為一個對其宣稱疆域擁有絕對控制權的現代主權國家，其完整主權地位的確立或許要追溯到1880年代甚至更晚。若我們如今似有倒退之勢，原因並非全球其他地區極端惡劣生存環境下的人口比例驟增——在我有生之年，戰爭、治理失序、饑荒、貧困與犯罪始終讓數百萬人深陷苦難。真正的變量在於信息技術：構建偷渡網絡的能力，向大眾營銷美國移民漏洞存在的能力。新移民的證詞不絕於耳，他們都是在電子媒體和社交平台獲得入境承諾後才啓程的，只需現身並説出特定暗語。

值此新年展望之際，不妨指出：頂尖學府的困境或許也不如某些言論所述那般嚴峻，至少並非新近現象。1984年，我從一名剛畢業的伯克利學生——當時還是位傳統民主黨人——口中首次聽聞"政治正確"一詞，即便那時他説這話時已帶着微妙的反諷。那種意識形態審查與思想整齊劃一的氣息，至今回想仍令我脊背發涼。

彼時我剛大學畢業兩年，校園主流左翼與當今如出一轍，仍是"反殖民"左派。右翼煽動者迪內什·德索薩或許在許多事情上存在謬誤（包括對奧巴馬與該思潮關聯的判斷），但他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校園激進主義的描述與我的見聞相符。我在大學書店工作時經手過無數箱弗朗茨·法農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這位作者反種族主義外衣下的種族論調及對恐怖主義的"治療性"辯護，至今仍激勵着哈佛校園內哈馬斯的支持者。區別或許在於當年尚存一絲如今已消逝的、某種程度上可被諒解的智識戲謔。而當下主要由白人構成的校園恐嚇者們，自身也彷彿驚弓之鳥，浸泡在恐懼氛圍中，唯恐不先發制人給他人貼上種族主義標籤，自己就會淪為被指控的對象。

如果説我比某些人少些絕望，我也記得著名生物學家賈裏德·戴蒙德曾指出，美國大多數實幹家和成功人士並非來自常春藤盟校，儘管他們會把孩子送進哈佛。他當時寫的是在阿拉巴馬受訓、哈佛聘用的昆蟲學家E.O.威爾遜。“對美國知識精英職業生涯的審視表明，他們往往來自非精英背景，“他觀察到，“事實證明，作為本科生，他們中有不成比例的人數就讀於州立大學或小型文理學院。”

大約在那時，我開始持續記錄那些到訪《華爾街日報》的美國大公司CEO們——迪士尼的邁克爾·艾斯納（丹尼森大學）、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馬薩諸塞大學）、AT&T的邁克·阿姆斯特朗（俄亥俄邁阿密大學）——他們身後總是簇擁着成羣常春藤畢業的跟班。如今你或許能在今年大學橄欖球季後賽的看台上看到這一幕，聽聽球員們的採訪。比起只聽常春藤產品們的言論，這樣更容易對美國重振旗鼓保持信心。

圖片來源：蘇·多爾夫曼/Zuma Press刊載於2024年1月6日印刷版，標題為《超越哈佛與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