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與信任危機的興起——《華爾街日報》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在瑞士達沃斯2022年年會上發表講話。圖片來源：fabrice coffrini/法新社/蓋蒂圖片社下週，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將在瑞士達沃斯舉行，這個論壇有時被視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聚會場所。更準確地説，這是全球政界人士和活動人士每年一次的機會，他們試圖説服美國企業首席執行官們不再做資本家。

這個表面上非營利性論壇的高薪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有一個經久不衰的成功伎倆。他告訴首席執行官們，人們已經對他們這樣的大型機構失去了信任。然後他告訴他們，為了幫助重建這種信任，他們必須停止關注股東的需求，轉而服務於一個更大的"利益相關者"羣體，比如像他這樣的人，這些人可能在企業中沒有股份，但對氣候和多樣性等問題有強烈的意見。

當然，如果股東、客户和選民信任這樣的政策，施瓦布就不需要推銷了。這反過來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施瓦布和他在免税實體世界中的"利益相關者"夥伴們是否也在助長信任的喪失——當然，還有政府收入的損失。

展望下週，世界經濟論壇宣佈：

2024年年會以"重建信任"為主題召開，將匯聚來自120個國家的2800多位領導人。

2022年，會議主題是“基於信任與行動導向的合作”。

2020年，論壇宣稱2021年將是"重建信任的關鍵一年"。

這種所謂的信任建設活動已持續了一段時間。2010年某期刊報道達沃斯各類活動時指出：

…作為海地特使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將敦促全球權貴在享受盛會光環時勿忘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而眾多分論壇主題——“病菌與全球化”、“下一場全球危機”、“重建商業領導力信任"等——都在提醒與會者那些令政商領袖夜不能寐的議題。

誠然，沒有什麼比比爾·克林頓的出場更能體現信任。但在他現身之前，關於信任的深沉討論早已持續多年。早在2003年，彼得·斯坦菲爾斯就為《紐約時報》撰文指出：

當2100多位商界領袖、政府官員、社會活動家、學者、宗教界人士等各界人士下週齊聚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時，“信任危機"將成為核心議題。

在此過程中，施瓦布先生對改變商業行為模式似乎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完全可以説，正是他鼓吹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助長了企業界那種令人窒息的潮流——購物車裏每件商品都必須標榜某種立場。

但施瓦布先生真的懂市場服務嗎？要説洞察客户需求與經營之道，克勞斯·施瓦布比起嘉信理財創始人查爾斯·施瓦布可差遠了。

平心而論，克勞斯·施瓦布的官方傳記顯示他確實收穫了無數榮譽、獎項和頭銜。沒有這些專家指點，我們該如何是好？

但人們不禁要問：他所痛心的對大機構的不信任浪潮，是否恰恰源於大公司過度參與政治社會議題？民調確實顯示，人們對政府等大型組織普遍缺乏信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人始終對小型企業這類偉大制度保持着高度信賴。

讓我們期待企業CEO們能下定決心，以更像業主而非政客的方式經營公司。

談到信任問題，2020年6月施瓦布先生撰文指出：

新冠疫情封鎖措施可能正逐步解除，但人們對全球社會和經濟前景的焦慮卻在加劇。這種擔憂不無道理：急劇的經濟衰退已經開始，我們可能面臨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大蕭條。但儘管這種結果很可能發生，卻並非不可避免。

要實現更好的結果，世界必須共同迅速行動，全面革新從教育到社會契約、工作條件等各個社會和經濟層面。從美國到中國，每個國家都必須參與；從石油天然氣到科技，每個行業都必須轉型。簡而言之，我們需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大重構”。

推動大重構的理由有很多，但最緊迫的是新冠疫情。

如果説世界從新冠恐慌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那些將公共衞生危機視為社會重組機遇的人，絕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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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里曼是《代價：特朗普、中國與美國復興》的合著者，也是《借來的時間：花旗銀行兩個世紀的繁榮、破產與紓困》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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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莎·羅西協助彙編《最佳網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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