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反猶主義，需理解其多樣性 - 《華爾街日報》

2023年11月14日，華盛頓國家廣場舉行的支持以色列集會。圖片來源：Sue Dorfman/Zuma Press如果你問學生為何支持哈馬斯消滅以色列、屠殺猶太人的號召，許多人會真誠地否認自己反猶。這怎麼可能？一些高喊"從河流到海洋"的抗議者可能同時簽署譴責反猶主義的聲明，並對被指控仇恨猶太人感到憤慨。我們無法通過展示反猶主義的危害來説服他們，因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反猶。

要觸及他們的內心，必須理解其思維方式。如同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反猶主義也有不同類型。要對抗它，我們必須針對每種類型採取相應策略。我常遇到猶太學者對區分類型的牴觸，彷彿應驗了法國諺語"理解即寬恕"。有時確實如此：反猶主義辯護士常強調"歷史背景"，好像只有頭腦簡單者才會譴責強姦婦女、屠殺嬰兒的行為。但並非所有深入理解的嘗試都是變相開脱。有時當我真正理解暴力者的動機時，發現其動機比想象的更為惡劣。

目前至少存在三種廣泛傳播的反猶主義類型。核心類型是單純因猶太身份產生的仇恨——多數人認知中的經典反猶。雖然可能羅列理由，但仇恨本身不基於理性，而是為既有仇恨尋找藉口。若某個理由站不住腳，便換另一個。能在截然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理由間隨意切換，往往是這種頑固反猶的最佳標識。

歷史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在不同的時代或文化中，反猶主義的理由各不相同：有時是宗教的，有時是經濟的，有時則是其他藉口。馬克思可能會嘲笑當時在俄羅斯仍普遍存在的宗教性反猶主義，但他卻用符合其哲學體系的經濟理由為之辯護。他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問道：“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什麼？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宗教是什麼？經商牟利。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麼？金錢。”

二十世紀，優生學所依據的同一套思想體系，為納粹種族主義反猶提供了理論支撐。斯大林曾譴責猶太人"沒有根基的世界主義"，而今天我們聽到的則是"反殖民主義"的論調。當這種思維佔據上風時，基於事實的論證就變得毫無意義。這種仇恨甚至能自我合理化：如果這麼多世紀以來，這麼多文化中的這麼多人都迫害過猶太人，那麼——這種論調認為——其中必有緣由。

在當今校園中，我們看到了第二種反猶主義，其中對猶太人的仇恨並非起點，而是另一種解讀事件方式的必然結果。年輕人被灌輸了一種"交叉性"理論，將人們簡單劃分為善惡二元：種族主義者與反種族主義者、加害者與受害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旦這種思維成為常態，任何新衝突中的對立雙方都難免被刻板歸類。於是猶太人被視作殖民者，而由哈馬斯代表的巴勒斯坦人則成為無辜受害者。既然一方被認定為絕對的惡，那麼對其採取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不擇手段地取得勝利"由此變得合理，這也解釋了為何哈馬斯的暴行能被接受甚至美化。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自己並非反猶主義者，因為他們並非始於某種先入為主的仇恨。相反，他們只是套用了一個熟悉且廣受認可的認知框架——今日的惡魔是以色列，明日可能又會指定另一個"大撒旦”。在不同情境下，猶太人本可能被歸入受害者行列。

第三種反猶主義的仇恨基於具體理由，而非單純藉口。試想：如果我憎惡塔利班和哈馬斯，並非出於對阿富汗人或巴勒斯坦人的無端仇恨，而是因為這些恐怖組織的所作所為及意圖。同理，若有人真心相信"錫安長老"密謀奴役世界，或認為猶太人建立了種族隔離和種族滅絕的國家，那麼針對以色列的激進行為就顯得合理。這類反猶者可能確實認為自己是從事實中得出理性結論，問題在於他們的"事實"純屬捏造。

為何這些無知的反猶者看不見真相？在新聞來源單一的蘇聯，人們容易輕信任何説辭。但在信息多元的現代社會，受過教育的人卻主動築起信息繭房，屏蔽一切非官方認可的聲音，甚至普遍支持審查"虛假信息"。我理解蘇聯民眾為何接受荒謬言論，但對這種刻意為之的無知難有共鳴。

表面上看，根植於非理性仇恨的第一類反猶主義最為惡劣，因其本質不可救藥。但三類反猶主義同樣會導致恐怖後果。反猶主義如同大帳篷，任何反猶羣體中都混雜着各類仇恨以色列的人。儘管如此，我們必須警惕"一概而論"的誘惑。若想爭取那些正被反猶思想蠱惑的人，就必須學會區分應對之道。

要對抗交叉性反猶主義，我們必須從課程中去除交叉性理論。一旦人們接受了這種理論，任何支持以色列的論點都會顯得無關緊要。同理，要解決無知的反猶主義，我們需要抵制自我封閉的傾向。

在美國年輕人中，交叉性反猶主義似乎最為普遍。我們需要向年輕人展示，正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所解釋的那樣，善惡之間的界限不在於階級、民族或黨派之間，而是“穿過每個人的內心”。

莫森先生是西北大學斯拉夫語言與文學教授。

刊登於2024年1月17日印刷版，標題為《理解反猶主義的多樣性以對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