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覺醒派之外的哈佛

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市

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佛羅里達大學的霸凌與騷擾政策？

“是的，“佛大校長本·薩斯回答。

上月國會聽證會上，三位大學校長面對議員質詢時含糊其辭。其中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利茲·馬吉爾和哈佛大學的克勞丁·蓋伊已被降為普通教職。而曾任內布拉斯加州聯邦參議員八年的薩斯，憑藉政治智慧巧妙化解了這個陷阱問題。

但當我追問言論自由原則時，他承認問題並非如此簡單。談及第一修正案時，這位"自由意志主義狂熱者"強調憲法"在言論與行動間劃出深刻界限”，指出"威脅是行動的前奏”，而"有組織的計劃或針對特定人羣的可界定行為，才是言論超越思辨的臨界點"。

這與蓋伊上月證詞並無本質差異：“我們堅定捍衞言論自由。但當言論演變為違反反霸凌、反騷擾政策的實質行為時，我們必定干預。”

這是否意味着兩位校長達成共識？未必。薩斯犀利指出，在"觸發警告、安全空間等哈佛官僚近年構建的受害者敍事體系"背景下，蓋伊的言論自由辯護"堪稱荒謬"。他認為容忍反猶言論是維護言論自由必須支付的代價，而蓋伊的立場卻要求人們支付代價卻得不到任何回報。

51歲的薩斯先生指出，高等教育正面臨"皇帝新衣時刻"。數十年來，校園內不自由主義、反智主義和身份政治的蔓延，最終在近期凝結成公開且普遍的反猶太主義。對於我們這些長期為此趨勢感到不安的人來説，看到哈佛等機構遭受應得的名譽損失確實令人欣慰。

但這種快感伴隨着負罪感。“這些學校的思想趨同和單一文化不僅對自身有害，對整個國家也不健康，“薩斯先生表示，“部分右翼人士主張’任其自生自滅’，這並非健康的本能反應。”

雖然言之有理，但替代方案何在？哈佛和賓夕法尼亞大學董事會撤換了令其難堪的校長，但這與實質性改革相去甚遠。“歷史上它們躺在’提供優質教育’的功勞簿上，“薩斯先生指出，“網絡效應使這些學校即便教育質量長期嚴重下滑，聲望仍能維持。”

或許答案在於傳統競爭機制。常春藤盟校等精英學府僅能滿足高等教育市場的極小需求，這為其他院校通過面向更廣泛羣體提供類似教育產品留下了巨大市場空間。當家長和準學生們意識到現有教育存在缺陷時，他們理應轉向提供差異化教育的機構。

佛羅里達大學或許最有潛力成為"非覺醒主義哈佛”。作為該州旗艦公立大學，其所在州的州長和立法機構已向身份政治宣戰。得益於1999年時任州長傑布·布什（其貢獻被低估）的行政命令，該校招生不設種族配額。薩斯本人是具有學術背景的保守派共和黨人，持有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在進入參議院前曾任教於德克薩斯大學，並擔任內布拉斯加州弗裏蒙特的中陸大學校長。

他自豪地指出，《華爾街日報》將佛羅里達大學排名為全美公立院校之首（僅次於14所私立院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將其列為全美州立大學中的第六位。他説道：“綜合考慮學術、體育和氣候條件，我們就是第一。我們現在擁有常春藤聯盟級別的錄取標準——州外學生SAT平均分1450，州內約1420。“佛羅里達大學希勒爾分會統計顯示，近20%的本科生是猶太裔。

作為根據1862年《莫里爾法案》設立、旨在"促進農業與機械工藝發展"的州贈地大學，薩塞校長稱UF還具有"對實用主義健康的激進傾向”。該校在佛羅里達州全部67個縣設有推廣辦公室，多數專注於農業領域。其技術設施令人矚目，其中最耀眼的是由英偉達公司及其聯合創始人克里斯·馬拉喬夫斯基捐贈的HiPerGator超級計算機。

“十年後，這些規模龐大的健康贈地大學將成為美國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機構，“薩塞表示。隨着技術飛速革新經濟形態，“學生們不僅需要在高中畢業進入大學時接受新職業培訓，在30歲、35歲、40歲、45歲乃至50歲時都將面臨更多職業轉型——人的一生中將經歷越來越頻繁的職業顛覆。”

然而，文科教育同樣是薩斯教育理念的核心：“我認為能夠最好應對複雜世界的人，是那些擁有廣闊世界觀、廣泛閲讀且學識淵博的人。“他計劃建立"雙核心"課程體系，要求人文學科學生必修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課程，而STEM專業學生則必須修讀人文學科。

他將高等教育危機部分歸因於對就業培訓的過度強調。據他描述，20世紀中葉，“我們正經歷工業革命的後期階段，以及知識經濟型職業興起的非常早期階段”。隨着農業勞動力需求急劇減少和工廠效率提升，“大批人將無法終生從事體力勞動”。考慮到二戰退伍軍人需要職業培訓，國會於1944年通過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因此高等教育的發展最初是基於實用主義的假設。”

但正如他所言，教育的目的在於’為人生做好準備，培養善於思考的公民意識、社會參與度，以及對真善美的追求’這一理念同樣具有深遠影響。“我認為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人們已本能地意識到需要兼顧兩者。”

隨後60年代的政治動盪、民權運動後的"課程體系博弈”，以及越戰抗議活動接踵而至。“到60年代末，公眾已疲憊不堪，普遍認為’我不懂那些深奧的理論，我只相信實用的部分……那些課程爭論與我無關’。”

因此，公眾對課程問題的參與“開始萎縮”。到了80年代末，“校園裏愈演愈烈的文化戰爭衝突，卻被認為只屬於專家們的領域，”薩斯先生説。“公眾目睹着這一切，卻不再參與，也不再關注。”儘管如此，年輕人仍需要教育來取得成功，所以他們的父母（以及政府）繼續通過送他們上大學來支持這個系統。

當意識形態狂熱者公開譴責“已故白人男性”時，誰會為他們發聲？“爸爸媽媽們有日常工作，他們需要養家餬口，”薩斯先生説。“他們被拍拍頭説，‘專家們會處理好的。’好吧，如果專家們像蓋伊校長那樣，他們就不配讓我們屈從於‘我的真理’這樣的主張。那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她辭職後，跑去《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專欄文章，為‘我的真理’辯護。這完全是胡説八道。這種行為本身就應該被開除。”

薩斯先生喜歡直言不諱，在華盛頓期間，他以嚴厲批評唐納德·特朗普而聞名，就像他現在批評蓋伊女士一樣。他也比大多數政客或大學校長更清楚自己的想法。他在10月10日關於以色列遭受襲擊的聲明中立場鮮明且義憤填膺：“哈馬斯的所作所為是邪惡的，恐怖主義沒有任何藉口。這不應該很難理解。可悲的是，精英學術界太多人因道德混亂而變得軟弱，當他們看到婦女被強姦的視頻、聽到嬰兒被斬首的消息，或得知祖母在家中遇害時，一些人的第一反應是‘提供背景’，試圖歸咎於被強姦的婦女、被斬首的嬰兒或被殺害的祖母。在其他荒謬的情況下，他們乾脆表示支持恐怖分子。”

2023年1月，《奧馬哈世界先驅報》記者指出，即將離任的參議員薩斯雖"對特朗普的威權傾向表示擔憂”，但"85%的投票都與特朗普保持一致”。這位參議員回應道：“我要反過來説，是他支持了我的政策。“與其他許多批評特朗普的人不同，薩斯先生也對左翼的威權傾向表達了憂慮。

我來蓋恩斯維爾並非為了談論政治，薩斯先生表示他效仿前印第安納州州長、普渡大學校長米奇·丹尼爾斯，“簽署了36個月的無黨派中立承諾”。但當他談及自己擔憂"古典自由主義信仰的崩塌正在侵蝕所有這些機構"時——這些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大學——他觸及了這個話題。他將此歸咎於成功"劫持"這些機構的"覺醒派”，以及寧願摧毀而非挽救它們的"超級MAGA"羣體。

“你不能燒燬所有機構，“薩斯先生説，“許多機構將在數字革命中破產”，而"針對每個機構的意識形態戰爭"使這種破壞更加危險。他希望"能保護、保存、改革、改變和重組許多機構，這需要你更公開地定義自己存在的意義。”

這也是薩斯先生希望重建強大核心課程的另一個原因，他認為這不僅對學生有益，也是一種必要的公共福利。“如果我們想把美國的意義傳遞給下一代，這不會通過血脈自動傳承，“他説，“你必須實實在在地教導下一代什麼是美國。”

關於推動“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的倡議，他表示：“我支持多樣性和包容性中那些充滿抱負的最佳部分。”“如果沒有觀點多樣性，我不知道如何實現教育——你只會得到灌輸。”他相信“每個靈魂的尊嚴”，因此“你希望人們被包容。”

DEI的問題“在於E”，他説，意思是為了“公平”而犧牲平等。“根本問題在於，馬丁·路德·金無法適應那些自以為無所不知、進行思想灌輸的官僚們管理着國內大多數大學的新羣體……馬丁·路德·金之所以不適應，是因為他渴望一個色盲社會。”

“人們可以持有與馬丁·路德·金不同的觀點嗎？當然可以。”但“強制認為機會平等是錯誤的和偏執的，這種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必須從我們的討論中排除——那些人瘋了。”

塔蘭託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特寫編輯。

插圖：肯·法林刊登於2024年1月20日的印刷版，標題為《非覺醒的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