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能否找到盟友協助加沙事務？——《華爾街日報》

拜登政府針對加沙地帶所謂的"戰後方案"進展並不順利，尤其在爭取中東地區合作伙伴支持方面遭遇重重阻力。

就在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一月初抵達土耳其首都商討加沙戰事前不久，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公然宣稱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比希特勒更富有"，並得到美國"全方位的支持"。這位土耳其領導人素有將以色列人與納粹相提並論的駭人言論史，長期在言行上支持哈馬斯。然而布林肯在安卡拉會談後仍向記者表示：“顯然土耳其準備在衝突結束後所需開展的工作中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

這位國務卿的後續行程同樣收效甚微，最終鎩羽而歸。事實上，布林肯此次中東之行最顯著的啓示是：地區合作伙伴對拜登總統"振興"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將其管轄延伸至加沙地帶，並斡旋以巴重啓擱置多年的和平談判的外交努力普遍態度消極。就連阿拉伯國家上週末公佈的停戰方案，也不過是2002年以來反覆提出的和平倡議的翻版。儘管將地區夥伴視為怯懦、軟弱且充滿疑慮的旁觀者頗具誘惑力，但問題的癥結很大程度上在於華盛頓自身。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左）1月6日會晤土耳其領導人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圖片來源：美國國務院/Zuma Press如果拜登政府不那麼消極被動，它本有更大機會獲得該地區盟友的幫助。埃及、約旦、沙特、阿聯酋和巴林的領導人並非反對拜登重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及兩國方案的努力。但除非華盛頓採取果斷行動改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對抗伊朗的"抵抗軸心"並孤立該地區的縱火者（尤其是卡塔爾和土耳其），否則沒有人會向美國伸出援手。

該地區的關鍵角色夾在對巴勒斯坦人的國內政治支持與同美國的戰略關係之間。與美國淵源深厚的約旦，除了外交部長艾曼·薩法迪和拉尼婭王后對以色列發出日益尖鋭的譴責外，幾乎毫無作為。這無疑反映了該國的政治壓力——包括王后在內，多數國民具有巴勒斯坦血統。

在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必然清楚，2011年煽動反對胡斯尼·穆巴拉克總統起義的眾多團體，大多源於2000年代初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湧現的巴勒斯坦團結委員會。因此他對與拜登政府合作持謹慎態度——許多埃及活動人士指責拜登政府縱容加沙"種族滅絕"。儘管如此，埃及比約旦更為積極。開羅協助促成了以色列人質獲釋，併成為向加沙民眾輸送援助的唯一通道。

還有沙特阿拉伯，他們渴望成為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強國，卻未積極協助華盛頓。實際上，在整個衝突期間，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首要考量始終是避免任何可能激怒伊朗、破壞2023年3月在中方斡旋下利雅得與德黑蘭達成的局勢降級協議的行為。自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以來，伊朗展現出的在整個地區製造混亂的能力無疑給沙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們選擇保持中立，僅發表關於停火和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温和言論——儘管沙特雄厚的財力及其在耶路撒冷的影響力本可發揮作用。

拜登政府希望重振由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領導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圖為2022年10月阿巴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作為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最親密的夥伴，阿聯酋方面雖有意提供幫助，但對美國的努力持懷疑態度。這是因為他們發現以色列人對勸告無動於衷，並懷疑拜登政府是否願意向以色列施壓迫使其與巴勒斯坦談判。由於未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領導人阿巴斯建立關係，加之衝突未解決，阿聯酋領導層也拒絕被當作"加沙重建的提款機"——正如一位阿聯酋官員嘲諷所言。阿布扎比官員擔心任何對加沙地帶的投資都會在以色列國防軍與哈馬斯的下輪衝突中打水漂。巴林領導層持類似觀點，不過若沒有更強大富裕的鄰國支持，他們幾乎無力採取行動。

此外還有卡塔爾人，他們與土耳其人長期支持哈馬斯。確實，埃米爾塔米姆·本·哈馬德·阿勒薩尼曾在11月斡旋促成110名人質獲釋，近期又推動協議為剩餘人質提供藥品。但過去十年間，哈馬斯正是在卡塔爾駐加沙高級外交官——其職責是分配援助和重建資金——的眼皮底下發展軍事能力。美國"戰後方案"的關鍵在於消滅哈馬斯，但多哈方面未表現出放棄這段關係的意願。土耳其亦是如此，其領導人公開宣稱哈馬斯是民族解放運動。

在此情形下，布林肯週期性的中東之行毫無建樹不足為奇。但若拜登政府更積極主動，或許有望打破地區對其方案的抵制。

首先，美國官員應將土耳其和卡塔爾排除在進程之外。這兩個國家通過左右逢源提升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聲望，卻從未因其對哈馬斯的縱容態度受到問責。布林肯必須摒棄幻想——無論是多哈還是安卡拉，都不會在拜登政府關於加沙和巴以衝突的終局方案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拜登還需對阿巴斯更強硬。與其空談重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模糊計劃（可能耗時數年），華盛頓應向這位年邁、腐敗且無能的領導人施壓，要求其立即卸任或將權力移交給能獨立行事的總理，由後者組建治理加沙所需的政治聯盟。這也將受到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民眾的歡迎。

此外，伊朗及其"抵抗軸心"多年來在該地區播撒混亂。我們很難不認為，自哈馬斯10月7日屠殺以色列人以來，中東地區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是伊朗及其代理人長期渴望的一場更大規模衝突的開端。華盛頓現在採取更強硬立場、將危機扼殺在萌芽中為時未晚。伊朗將美軍有限的軍事行動和反覆強調局勢降級的聲明，統統視為美國的軟弱表現。

美國不應繼續對也門胡塞武裝進行隔靴搔癢式的打擊，而必須徹底摧毀其威脅紅海航運的能力。對胡塞武裝採取更持久的軍事行動，既能捍衞航行自由這一美國核心利益，又能削弱伊朗威脅，同時向盟友證明華盛頓願意採取果斷行動維護地區穩定。

當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全面拒絕拜登和布林肯的戰後構想，給美方增添了難題。但如果華盛頓能主動塑造地區局勢而非被動應對，這個問題或可緩解。若拜登政府反對以色列再次佔領加沙地帶，那麼實現目標的最佳途徑就是結束布林肯的"傾聽之旅"，轉而採取堅決行動。

史蒂文·A·庫克是外交關係委員會中東與非洲研究恩里科·馬泰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