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讀者能拯救《紐約時報》嗎？

圖片來源：Mark Lennihan/美聯社一些尋求傳統新聞標準的消費者已放棄《紐約時報》，但該報仍有改革可能。這是因為"灰衣女士"（注：紐約時報別稱）近年來迎合讀者羣體中極端意識形態傾向的做法，更多是受員工而非客户驅動。本週又出現最新例證：讀者正英勇地將時報拉回理性中道。為何這些讀者仍在訂閲留待日後探討，但只要他們持續付費，就可能發揮積極影響。

最新爭議涉及暴力犯罪與責任歸屬。“上週末部分讀者對我極為不滿，“專欄作家紀思道在時報觀點簡報郵件中寫道。他解釋道：

我撰寫的專欄講述老友比爾·比爾德的故事，這位長期與毒品和犯罪鬥爭的男子近期離世。我稱他"是個好人”，隨後描述了他如何殘暴對待便利店女店員——當時他正實施搶劫。通過這個案例，我探討了痛苦的傳遞性：受傷的人會傷害他人。數百萬被社會拋棄的美國人不僅承受巨大痛苦，有時更將這種痛苦施加於他人…

許多讀者對我看似同情一個犯下殘暴罪行的人感到憤怒……有人認為我本應聚焦於被比爾襲擊的女性貝蒂·格哈特（她最近也已離世）。

在專欄中克里斯托夫先生試圖將這次襲擊置於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

如果1968年的聯邦最低工資能與通脹和生產率同步增長，現在應超過每小時25美元。但現實是它仍停留在7.25美元。

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用"絕望之死"一詞描述了2010年以來美國工薪階層預期壽命的下降，但悲劇遠不止驚人的死亡率。每一個因毒品、酒精和自殺死亡的人背後，還有更多人深陷成癮泥潭，給家庭帶來無盡痛苦。格哈特告訴我她曾沉淪海洛因多年，這凸顯了這種苦難的普遍性：施害者與受害者承受着相似的折磨，兩人都未滿65歲便離世。

最後這句話可能讓人誤以為他們是共同承受苦難，但事實是施害者通過襲擊給貝蒂·格哈特造成了巨大痛苦——讓她渾身是血昏迷在商店地板上，褲子與內褲褪至腳踝，餘生都活在恐懼陰影中。

頗具諷刺的是，就連克里斯托夫的老友（施害者本人）也曾警告他不要將此類犯罪歸咎於社會。《紐約時報》記者引述這位老友的原話：“沒人逼我這麼做。你怎麼能責怪別人？”

許多讀者一直在提出相同的問題，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説服專欄作家。在本週讀者憤怒後的電子郵件中，克里斯托夫先生寫道：

堅持要求像比爾這樣的人承擔個人責任，並讓他負責是公平的……但我認為，當如此多像比爾這樣的生活偏離軌道時，我們還必須就我們的集體責任以及我們作為社會如何做得更好進行一場艱難的對話。

幸運的是，仍有一些《紐約時報》的讀者不相信集體罪惡。去年秋天，他們對《紐約時報》一篇關於波士頓大學問題重重的反種族主義研究中心的專欄文章做出了反應，該中心由專門全面譴責美國社會的伊布拉姆·X·肯迪領導。《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米歇爾·戈德堡寫道：“重要的是要理解，該中心的明顯崩潰更多是資金模式失敗而非意識形態失敗的結果。它體現了左傾捐助者追逐潮流和名人而非建立可持續機構的可悲傾向。”

正如您謙卑的記者當時所指出的，《紐約時報》的讀者可能很難回憶起該報曾將肯迪先生關於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説法視為名人驅動的潮流而予以駁斥。儘管如此，人們可能期望該報的讀者會像戈德堡女士一樣不願歸咎於他的意識形態。但許多《紐約時報》的讀者並不買賬，紛紛在評論區批評肯迪先生的作品。一位《紐約時報》讀者評論道：

不，米歇爾，這不僅僅是一個失敗的資金模式。這是一套失敗的理念，或許還讓人意識到宗教模式（一套無法證實的信仰、作惡者、受害者、殉道者等）並非學術中心的理想基礎。自由派和温和派已有數年時間審視這一切並給出合理回應，而他們的答案大多是“拒絕”。

類似地，另一條評論寫道：

問題在於大學本就不該圍繞意識形態——無論其成敗與否——建立研究中心。這類中心並非以客觀方式探究現實或成因，而是在推行社會政治議程。此類舉措在校園中不應有立足之地。

希望讀者們能繼續推動必要的艱難對話，以改革《紐約時報》這個陷入困境的機構。當然，他們既無個人義務也無集體責任訂閲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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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者的困境

馬克·劉易斯為美聯社斯塔萬格報道：

挪威研究與高等教育部長桑德拉·博奇上週辭職，起因是奧斯陸一名商科學生髮現其碩士論文大段內容——包括拼寫錯誤——均未標註出處地抄襲自他人著作。

揭露此事的27歲學生克里斯托弗·呂特阿格對博奇嚴懲學術不端的熱忱態度感到憤怒：在數名學生因“自我抄襲”（即沿用自己既往作品整段內容）被地方法院宣判無罪後，這位高教部長將他們訴至挪威最高法院。

“學生們因自我抄襲被開除。我很憤怒，認為應該檢查部長本人的作品，”裏特格週三對美聯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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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里曼是《代價：特朗普、中國與美國復興》的合著者，也是《借來的時間：花旗銀行兩個世紀的繁榮、蕭條與紓困》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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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莎·羅西協助編輯《網絡精選》。感謝埃塞爾·費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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