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為"漢福德下風向居民"發聲的核良知——湯姆·貝利逝世，享年76歲

1988年的湯姆·貝利。他推動媒體和政府承認輻射對其社區的影響。照片：羅傑·雷斯邁爾/科比斯/VCG/蓋蒂圖片社湯姆·貝利最早的記憶之一是1950年代初的一天，他從華盛頓州東部農舍的窗户望出去，看到一隊士兵和穿着怪異、從頭到腳密封服裝的人在他院子裏來回走動。他們手持未來感十足的設備，將一剷剷泥土裝進金屬箱，隨後消失在鄰田的麥浪中。

貝利自幼體弱多病，先天缺陷包括肺部發育不全、需要手術矯正的畸形雙腿、慢性潰瘍和腹瀉，五歲時曾在鐵肺中封閉治療兩週，童年時期三次經歷脱髮。

但至少在一個方面，他是那個時代典型的美國男孩：痴迷電視裏的《巴克·羅傑斯》。因此院子裏突然出現"太空服人"令他興奮不已——但這只是他個人的感受。母親顯得驚慌失措。據他在2021年接受環保組織哥倫比亞河守護者採訪時回憶：“母親命令我們待在屋裏，不許提問。”

那些太空服實為防輻射服，神秘設備是蓋革計數器。這些人來自附近的漢福德核基地（當時稱漢福德核保留地）。該政府設施建於1943年，位於哥倫比亞河畔，曾為絕密的曼哈頓計劃生產鈈元素，在貝利童年時正為冷戰擴大生產規模。

不問問題

1月4日去世的貝利享年76歲，他耕種着幾英里外自家的土地。他一生都生活在漢福德的下風向。由於政府一直聲稱當地人不必擔心該綜合體釋放的輻射，貝利聽從了母親的話：他不問問題。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某些問題變得過於緊迫和令人困惑，無法置之不理。一旦貝利開始提問，他就停不下來。他將成為美國冷戰景觀中被忽視角落的一種核良心——為成千上萬所謂的漢福德下風向者發聲，他們被政府用輻射覆蓋卻未被告知。

貝利在華盛頓州的家庭農場。照片：貝利家族1984年的一個晚上，37歲的貝利在斯波坎的一場豪華政治籌款活動中醉酒對某人大喊大叫——製造了足夠的騷動，以至於女主人抓住另一位女士，問她是否能把貝利弄出房間。

這位女士是《發言人評論報》的記者凱倫·多恩·斯蒂爾——相對新來但堅韌；她生日時，一位編輯送給她一件紫色和粉色的T恤，上面寫着“小心！攻擊性記者。”護送貝利離開時，斯蒂爾問起他農場附近的神秘核設施。貝利的回答，在哥倫比亞河守護者採訪中回憶道：“漢福德？它只是時不時地殺死或使幾隻羊變形。”斯蒂爾説：“他非常敏鋭，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在下鈎。

“死亡英里”

貝利邀請斯蒂爾參觀漢福德周邊的農田和城鎮。他帶她走過當地人稱為“死亡英里”的區域——位於華盛頓州梅薩鎮附近，那裏108名居住在高速公路一英里範圍內的成人與兒童中，居民統計出24例癌症病例，以及大量出生缺陷和流產案例。貝利解釋道，癌症已奪走了他在該地區的多位年長親屬，如今在他這代兄弟姐妹和表親中也開始出現。

1985年7月，斯蒂爾發表了首篇關於被貝利稱作“下風向者”的報道，借用了內華達核試驗場下風向居民（政府曾在此進行長達四十年的核武器引爆試驗）對類似病症患者的稱呼。通過斯蒂爾多年的後續調查，以及她與其他記者、活動家依據《信息自由法》獲取的機密文件，漢福德一段觸目驚心的歷史被揭露。

事實上，漢福德基地在正常運營過程中，曾向周邊地區釋放大量碘-131等放射性物質——既有意外泄漏，也有持續排放，這些物質進入空氣與河流。（碘-131與甲狀腺癌相關。）更令人震驚的是，1949年12月，當貝利年僅2歲時，政府為測試空軍輻射探測技術，故意向大氣中釋放了巨量放射性煙羽。這場被稱為“綠色行動”的事件產生的輻射雲飄散至200英里外。

政府從未披露這些信息——儘管文件顯示，他們一直在監測這些放射性物質在生態系統中的擴散，而漢福德的“下風向者”們仍從受污染的土壤中獲取食物，飲用井水，食用以受污染牧草為生的奶牛所產的牛奶。

這些揭露為貝利許多最離奇的童年記憶賦予了詭異的新背景：不僅有從他家院子裏採集土壤樣本的太空人，還有向他父親索要他獵殺的水禽頭部或從當地屠宰場搶走動物屍體的人。

貝利曾居住在漢福德核基地（原漢福德核保留地）附近，圖為1998年拍攝的該基地。圖片來源：鮑勃·布勞迪/美聯社"他們就像普通的盜屍者一樣在收集器官，“貝利對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家凱特·布朗説道，這段話被收錄在她的著作《鈈託邦》中。在特里莎·T·普里特金2020年出版的《漢福德原告》一書中，貝利回憶説，一位和藹的漢福德醫生經常到他家出診，他母親總會為這位醫生準備餡餅。“現在我才明白，諾伍德醫生根本就沒吃過我媽媽做的餡餅！”

貝利感到憤怒，但決心推動記者和政府進一步揭露真相。“我們只得到了一小部分真相，“他對《俄勒岡人報》説，“剩下的在哪裏？”

隨後數年裏，他頻繁出現在媒體上。貝利載着全國各地的記者和電視主持人往返於"死亡英里"路段，表達他的背叛感和警覺。他還在《火線》節目中與小威廉·F·巴克利激烈辯論。

切爾諾貝利之後

1986年4月，在首批1.9萬頁政府文件被公開兩個月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爆發。放射性這種幽靈般的危害突然變得具體而令人擔憂，而貝利粗魯、喋喋不休又機智的風格使他深受報道這個無形議題的記者喜愛。1986年，《華盛頓郵報》描述他出席國會聽證時"活像弗蘭克·卡普拉電影裏走出來的人物”，“拇指變形、駝背的體態訴説着經年累月搬運乾草的勞作”。

到那時，那個體弱多病的孩子已幾乎看不出痕跡。貝利穿着李維斯牛仔褲和馬靴，一頭光澤的棕色長髮——活像萬寶路廣告中的羅伯特·雷德福（他還是個狂熱的跳傘愛好者）。

1987年參加紐約首屆全球輻射受害者大會時，他告訴《紐約時報》絕不願被誤認為"反核激進分子或共產主義者”；他拒絕參與遊行、喊口號或舉標語。儘管常自稱"只是個笨農夫”，他卻對核問題有着出人意料的深刻理解，常從車裏堆積如山的雜亂文件中為研究人員挖掘線索。

“他聽起來像個瘋子，“布朗説，“但他提供的每條線索都經得起驗證。”

1980年代的貝利。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後，他曾赴國會作證。圖片來源：貝利家族他遠赴日本拜訪被爆者（美國原子彈轟炸倖存者）。但在家鄉，許多鄰居對他避之不及。當地人以漢福德在美國曆史上的作用為榮——尤其是長崎"胖子"原子彈使用的鈈正產自此處（至今附近裏奇蘭高中的校徽仍是蘑菇雲”，該校運動隊名為"轟炸機”）。

更現實的是，農户們擔心貝利關於放射性污染的言論會導致農作物和土地貶值。“我們不像湯米·貝利那樣愛抱怨，“2003年一位婦女對《內陸人報》説。她的孫子出生時沒有頭蓋骨。

死亡威脅

1990年《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貝利寫道自己正收到死亡威脅並開始隨身攜帶槍支。他的活動也導致與妻子琳達的關係緊張——他們共同撫養四個領養的孩子，琳達於2019年去世。（貝利17歲時與前妻育有另一個女兒，隨後不久便得知自己失去了生育能力。）

1990年，國會通過《輻射暴露補償法案》，向內華達試驗場下風向居民等羣體道歉並支付賠償。同年，約5000名漢福德下風向居民向聯邦法院起訴政府承包商。但這場訴訟艱難推進了24年。面對複雜晦澀的科學問題——如如何確定特定個體的輻射暴露量，並將該劑量與特定疾病關聯——法院逐步限縮案件審理範圍。數千名索賠者被駁回，湯姆·貝利正在其中。2015年僅達成少量小額和解。

“我的訴求始終如一，“1994年貝利向總統人體輻射實驗諮詢委員會陳述，“治療，治療，還是治療。“他説被政府當作"小白鼠"的人們正在受苦，政府有責任提供醫療。當某種輻射致病因子在他體內發作時，貝利繼續道：“當我最終患上無法戰勝的疾病時，我需要一日三餐，需要你們支付醫藥費，還需要一張温暖的病牀來迎接死亡。”

他的家人證實，他死於急性髓系白血病。他的妹妹瑪麗·平克·裏夫説，她目睹貝利告訴醫院的醫生自己是一名"下風者”。

“我知道那些醫生根本不明白’下風者’是什麼意思——這是我的看法，“裏夫説，“但他還是堅持告訴他們。”

聯繫喬恩·穆阿萊姆，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