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人在美聯儲問題上意外提出合理觀點——《華爾街日報》

傑羅姆·鮑威爾1月31日在華盛頓的新聞發佈會上講話。圖片來源：共同社/ZUMA Press這幾乎成了一種年度傳統，在本週美聯儲召開今年首次政策會議之前，民主黨人對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發起了一連串的抱怨。而按照另一個奇怪的傳統，本專欄作家驚訝地發現自己（某種程度上）同意民主黨人的觀點。

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謝爾頓·懷特豪斯、約翰·希肯盧珀和傑基·羅森上週末簽署了[一封致鮑威爾的公開信](https://www.warren.senate.gov/imo/media/doc/2024.01.28 Letter to Federal Reserve on Housing Market.pdf)，抱怨持續的高利率正在打擊購房者和建築等與住房相關的行業。參議員謝羅德·布朗週二也發表了自己的長篇大論，指責美聯儲通過降低工資擠壓家庭預算，同時未能解決通脹的根本原因，布朗認為通脹的根本原因是（你早就知道我們會得出這個結論）企業貪婪。

人們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將其視為競選策略而不予理會，這種看法並非全無道理。民主黨人後知後覺地意識到，大多數選民仍未信服拜登總統的經濟計劃是成功的。由於在税收和監管改革方面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牴觸，而這些改革本可以推動供給側主導的增長，加之對全球經濟穩定和平前景的悲觀預期，民主黨人認為美聯儲是他們可以依靠的最後一根槓桿來改變經濟形勢。

這看起來正是央行本應遠離的政治考量。但民主黨政治家（就像之前的唐納德·特朗普一樣）無意中觸及了美聯儲更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其決策本質上是政治性的，但其民主問責制卻幾乎為零。

這並不是美聯儲對自己的看法，也不是它希望公眾對它的看法。央行的自我形象是一個有能力的技術官僚機構，服務於民主賦予的使命，“有效促進最大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長期利率的目標”。然而，即使定義這些術語也需要政治決策。

舉一個例子，美聯儲在相對較近的2012年正式宣佈，它認為核心消費者價格每年上漲2%——不多不少——構成“價格穩定”。再説一遍？是誰選舉這些人來讓美元每35年購買力損失50%？相反，誰説美國人不能忍受非食品和能源價格的快速上漲，卻樂於讓美聯儲忽視汽油或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而這些價格被排除在美聯儲偏愛的通脹指標之外？

接下來是更為棘手的政治問題：如何執行這一模糊不清的使命。美聯儲與全球同行一樣，頑固地堅持那些已失效的經濟模型，這些模型既無法讓官員準確理解經濟現狀，也無法提供有效的應對之策。一個明顯的跡象是，其模型在通脹、經濟產出、就業等方面的預測屢屢出錯，這種尷尬的一致性應當引起警惕。

儘管如此，美聯儲仍堅持必須根據模型做出政策權衡——即在就業與通脹之間玩蹺蹺板——同時還必須平抑商業週期的短期波動。但由於模型提供的指導如此不可靠，美聯儲的決策最終看起來就像在碰運氣。

與此同時，美聯儲嘗試實施量化寬鬆等政策，這些政策具有明顯但難以預測的政治影響（因其會改變整個經濟體的資源配置方式），而美聯儲實際上無法在電子表格中模擬這些影響。在此期間，美聯儲還通過壓低政府借貸成本來助長不計後果、引發通脹的支出狂潮——而美聯儲領導層時不時會鼓勵這種行為。

美聯儲最喜歡用"在派對失控前收走潘趣酒碗的負責任主人"來比喻自己。但這位主人根本沒有可靠方法判斷客人何時酩酊大醉，而且每次派對允許的血液酒精濃度標準都不同，有時還會往潘趣酒裏摻入致幻劑。

當然，當選政客們對現狀感到不快。本週民主黨人齊聲抱怨的政策解決方案是否正確？很可能並非如此。尤其奇怪的是，這羣自稱進步民粹主義者的人竟要求美聯儲重新推高住房和金融市場的資產價格以惠及富人。同樣有説服力的觀點是：更高利率通過促進資源更高效配置，在抑制通脹的同時對經濟增長、就業和工資提升產生了淨積極影響。

但參議員們認為選民可能願意容忍略高通脹以換取美聯儲模型不允許的其他目標——比如更低失業率或更快工資增長——這個判斷並沒有錯。至少，若選民認定民主黨的方案失敗，可以通過投票讓他們下台。即便不認同其觀點，也不難理解為何他們寧願因自身錯誤而非他們認為屬於鮑威爾的責任在選舉中受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