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城市如何消除暴力犯罪——《華爾街日報》

2022年4月，參與伍德森中心"無暴力區域計劃"的年輕人在選購正裝。圖片來源：伍德森中心我1937年出生於實施種族隔離的費城。在我成長過程中雖遭遇殘酷歧視，但當時無論老少仍能安全行走街頭，不必擔心遭受襲擊。我們雖被剝奪了後來通過鬥爭才正當獲得的公民權利，但當時仍享有相對的安全保障。

自《解放宣言》頒佈以來，和平的黑人社區在美國曾是普遍現象而非特例。確實存在因黑人繁榮引發妒忌的事件：1921年俄克拉荷馬州，白人暴徒縱火摧毀了塔爾薩格林伍德區的"黑人華爾街"。但全美各地——包括佐治亞、阿肯色、北卡羅來納、伊利諾伊和密西西比州——都曾存在和平的黑人社區。

我記憶中的故鄉與民權運動後的費城判若兩地。如今的費城深陷犯罪、貧困與幫派爭鬥的泥沼。1990年代初期，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等城市每年兇殺案達900至2200起，每10萬居民兇殺率超過30例。有能力者紛紛逃往郊區，帶走了税收來源。

關於城市迅速惡化的解釋眾説紛紜，進步派將矛頭指向貧困和種族主義，而保守派則歸咎於個人和社區的道德缺失。各方都有推卸責任的理由。自由派確實指出，白人逃離及在某些城市選擇讓州際高速公路穿過黑人經濟中心的行為起了很大作用。保守派也正確地認為，那些不鼓勵女性與孩子父親結婚的福利政策，以及通過徵用權拆除黑人住宅並用公共住房取而代之的所謂城市更新項目，確實成為了暴力犯罪的温牀。

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兇殺和暴力犯罪激增，民權運動的法律勝利顯然不是萬靈藥。但在20世紀90年代末及隨後的幾十年裏，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犯罪率開始下降。

到2010年代中期，洛杉磯和紐約的年兇殺案數量降至數百起。社會科學家對犯罪率下降的興趣自然不如對其上升的興趣大。大多數進步派繼續將這一變化歸因於經濟因素，而大多數保守派則歸功於破窗警務和其他保守派政策創新。

還有另一種更有力的解釋：犯罪浪潮激活了社區的“抗體”，即當地領袖及他們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組建的鄰里組織。在論文《社區與犯罪率下降：地方非營利組織對暴力犯罪的因果影響》（2017年）中，帕特里克·沙基、傑拉德·托拉特斯-埃斯皮諾薩和德拉拉姆·塔基亞拉指出，這類本土努力在犯罪率下降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中“長期被忽視”。

“基於對264個城市超過20年的數據分析，”他們寫道，“我們估算，在一個10萬人口的城市中，每增加10個專注於犯罪與社區生活的組織，謀殺率會下降9%，暴力犯罪率下降6%，財產犯罪率下降4%。”

當居民重新掌控自己的街道時，城市開始從內部自愈。沙基先生等人通過宏觀數據記錄的轉變，正是我在基層親眼見證的。1997年，在伍德森中心華盛頓辦公室，我和同事們促成了本市本寧台公共住宅區敵對幫派間的停火協議。該項目中與幫派相關的兇殺案從停火前兩年的53起降至停火後12年內的零起。

2006年，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一位名叫威利·巴尼的商人動員了幾個人，發起了"賦權網絡"。該組織連接並支持來自全市各地的本地領袖，將警察與教會領袖、社區協會、商業領袖和非營利組織聚集在一起，共同改善社區。在2009年至2022年間，賦權網絡幫助將奧馬哈的槍支暴力率降低了一半。巴尼先生的工作改變了奧馬哈，無疑拯救了許多生命。

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類似的策略。伍德森中心幫助在美國30多所學校建立了"無暴力區"，導師們與年輕人一起工作。這些導師通常是前幫派成員，他們都來自與所謂"高危學生"相同的本地社區。導師們贏得了學生的信任，並具備道德權威，使他們的言辭深入人心。

這種成功在其他地方比比皆是，但沒有人談論它。進步派對任何不譴責種族主義和貧困的活動幾乎沒有興趣。而當社區陷入困境時，保守派會迅速歸咎於個人責任的缺失，但當這些社區有所改善時，他們卻遲遲不願歸功於個人責任。

不幸的是，美國一些城市的犯罪率再次上升。伍德森中心通過"黑人母親之聲"倡議作出回應，部署兇殺案受害者的母親與警方合作，從內部治癒社區。我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社區將走上本寧台地和奧馬哈的道路。

重建我們的城市中心，首先必須恢復和平。我們曾經做到過，現在必須再次做到。

伍德森先生是伍德森中心的創始人兼總裁，也是《紅、白與黑：從修正主義者和種族煽動者手中拯救美國曆史》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