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淨零目標淪為全盤失調與認知缺失

2月7日，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在柏林總理府出席每週內閣會議。圖片來源：liesa johannssen/Reuters親愛的奧拉夫，問題不在於我們自身，而在於我們的選民。

借用莎士比亞的話來説（請原諒我的冒犯），這似乎開始成為解釋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和許多其他西方政治家目前面臨的淨零排放困境的原因。抨擊我們的政治階層在氣候問題上的諸多虛偽和愚蠢行為既有趣又準確。但隨着氣候政策每週都變得更加昂貴且缺乏連貫性，選民們應該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

德國智庫Ifo研究所本週發佈的一份報告提供了一條線索。在去年9月對德國人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約5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應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中發揮主導作用。但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的人要少得多。當被問及他們偏愛的實現淨零排放的措施時，只有16%的人支持諸如禁止家庭使用天然氣供暖等會給家庭帶來直接成本的強制措施。8%的人支持明確的碳税，這是減少排放最經濟有效的方式。

關鍵在於，德國人應對氣候變化的首選方案是“針對氣候友好措施的定向補貼”，獲得28%受訪者支持。請注意時間點：這項民調是在去年11月德國憲法法院裁決禁止柏林政府使用表外借款資助氣候補貼之前進行的。當補貼看似是白拿的錢時，德國人是支持的。

但如今情況不同了。當承認補貼必須通過增税或削減其他開支來填補後，朔爾茨政府陷入了可能無法挽回的危機。典型例證是：當柏林試圖推行一項隱約類似碳税的政策時，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恰巧由農民發起。政府不得不撤回政策。無論選民在氣候問題上還表達了什麼訴求，人們真的、真的不願意將減排成本更多地轉嫁給高碳排放者——至少當普通民眾約翰·Q覺得自己可能就是那個排放者時，絕對不願意。

我並非刻意針對德國人（儘管這話題確實容易引發討論），其他國家同樣陷入困惑。英國12月民調顯示，85%受訪者認為氣候變化是英國面臨的“重要問題”（其中46%認為是最重要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41%表示更可能投票給承諾強有力氣候行動的政黨，而33%傾向於支持承諾放緩氣候政策的政黨。

他們是認真的嗎？當然不是。同一項調查發現，不到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氣候變化或淨零排放政策將在決定他們今年大選投票時“非常重要”。在一個允許多選的提問中，57%的人表示會根據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和醫療保健的政策承諾投票，55%則表示會關注各黨應對通脹的方案。

八月在多個歐洲大型經濟體的調查顯示，各國至少三分之二受訪者對氣候變化感到擔憂——但完全不願為緩解氣候變化承擔任何個人代價。可接受措施包括：植樹造林、補貼房屋隔熱材料、對高排放企業徵税。不可接受措施包括：禁售內燃機汽車、限制肉奶製品消費、提高燃油税。最諷刺的是：選民支持徵收航空常客税，前提是他們認為自己無需支付——因為普遍徵收航空税仍極不受歡迎。

調和這些自相矛盾的認知失調，正是我們作為選民賦予政治家的職責。問題在於，多年來政客們一直在加劇這種矛盾而非彌合認知。

通過宣揚氣候變化的末日論調，政治、學術界、綠色科技和媒體組成的“氣候產業複合體”成功讓選民相信氣候變化是關乎存亡的威脅。正因如此，77%的英國人能向民調機構宣稱氣候變化是“嚴重的全球性威脅”，德國人則將自己在此議題上的全球領導地位視為道德義務。我們甚至不會用這種態度討論珍視的福利制度，更遑論其他政策——移民問題可能是唯一例外。

當選民們開始意識到淨零排放可能給他們個人帶來的代價時，情況就變得糟糕了。他們知道自己無法或不願承擔這些成本，但又不願放棄這場道德聖戰，於是轉而要求以更具創意的方式花費別人的錢來實現氣候目標。

這解釋了為什麼即使是相對理智的政客也不願承認他們正在明顯做的事情：放棄氣候項目。在撤銷那些最昂貴、最不受歡迎的氣候措施（如電動汽車強制令或農用車輛税）時，他們總是伴隨着承諾，表示將繼續以他人為代價為氣候做些別的事情。

這對我們這些因近期淨零排放政策的逆轉而鬆了一口氣的人來説是一個警示。選民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他們不願意為阻止氣候變化付出某些代價。然而，真正的理智要等到他們決定自己也不在乎時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