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只有特權階層才負擔得起的"奢侈信仰"

最富有的美國人對削減警察經費的支持最為強烈，而最貧窮的美國人最有可能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圖片來源：Erik McGregor/Getty Images正如你只有去到別處才會注意到自己文化的細節一樣，只有進入另一個社會階層，你才會真正注意到自己的社會階層。十年前，我在耶魯大學讀本科時，逐漸意識到我的同學們經歷的社會現實與我截然不同。我在貧困中長大，是一個混血兒，家庭功能失調，經歷過寄養和服兵役。突然置身於精英大學的富裕環境中——耶魯大學來自收入前1%家庭的學生比來自收入後60%家庭的學生還要多——我發現自己經常思考階級分化和社會等級。

我曾以為，進入像耶魯這樣的地方，我們被賦予了一種特權，同時也有責任改善那些不如我們幸運的人的生活。然而，我經常在我的同學中發現我稱之為“奢侈信仰”的東西，即那些賦予上層階級地位，但往往給下層階級帶來實際代價的想法和觀點。例如，一位同學告訴我“一夫一妻制有點過時了”，對社會不好。我問她的背景是什麼，以及她是否計劃結婚。她説她來自一個富裕、穩定、雙親家庭——就像我們大多數同學一樣。她補充説，是的，她個人計劃擁有一段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但很快又堅持認為傳統家庭已經過時，社會應該“進化”超越它們。

我同學一邊宣揚“一夫一妻制已過時”的理念，一邊踐行“我打算結婚”的另一套標準，這種矛盾在其他學生身上以不同形式重現。比如有人會告訴我他們多麼崇拜軍人，認為職業學校與大學同樣體面，或者説不上大學也能成功。但當我追問是否會鼓勵自己孩子參軍、當水管工或電工而非考大學時，他們就會支吾其詞或轉移話題。

過去，人們通過物質配置彰顯上層階級身份。正如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倫在其1899年著作《有閒階級論》中的經典論述：地位象徵物必須難以獲得且價格不菲。在凡勃倫的時代，人們用高頂禮帽、晚禮服等精緻卻束縛的着裝，或是打高爾夫、獵兔等耗時的活動來標榜身份。凡勃倫指出，這些物品和活動的價值恰恰在於其昂貴與奢靡——唯有富豪才能負擔得起。

如今奢侈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觸手可及，精英階層需要新的方式來昭示社會地位。這解釋了為何越來越多人正將階級身份與物質剝離，轉而將其附着於意識形態。

以詞彙為例。普通工薪階層美國人根本説不清“異性戀正統”或“順性別”的含義。當某人説出“文化挪用”這個詞時，實際是在宣告“我受過頂尖大學教育”。只有富裕階層才有餘裕學習生僻詞彙，普通人要操心的是現實生計。

當我在耶魯的同學談論廢除警察或毒品非罪化時，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隨之而來的代價，因為他們很大程度上與這些代價絕緣。回想我自己與酒精打交道的經歷，如果毒品在我15歲時就合法且容易獲得，你現在就不會讀到這篇文章了。我的生母在我出生後不久就因毒癮去世。自孩提時代起，我就再沒見過她。我所有寄養家庭的兄弟姐妹們的父母都是癮君子，或患有因吸毒引發的精神疾病。

一個精英大學裏家境優渥的學生可以嘗試可卡因，很可能不會有事。但一個來自功能失調家庭、父母疏於照顧的孩子，更可能在第一次吸食冰毒後就走向自我毀滅。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卡託研究所201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60%以上擁有至少學士學位的美國人支持毒品合法化，而沒有大學學歷的美國人中只有不到一半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對富人來説，毒品可能是一種消遣，但對窮人來説，它們往往是通往更多痛苦的大門。

同樣地，2020年雅虎新聞和YouGov的一項調查發現，最富有的美國人對削減警察經費的支持最強烈，而最貧窮的美國人支持度最低。考慮到聯邦統計數據顯示，與年收入超過5萬美元的美國人相比，最貧窮的美國人成為搶劫、嚴重襲擊和性侵受害者的可能性要高出三倍。然而，呼籲廢除執法部門的卻是富裕階層。或許，這個持有奢侈信念的階層只是對犯罪的現實一無所知。

對我而言，最具個人色彩的奢侈信仰是認為家庭無足輕重，或認為所有家庭結構中的孩子都能同樣茁壯成長。1960年，美國富裕家庭和工薪階層家庭中與雙親同住的孩子比例均為95%。到了2005年，85%的富裕家庭仍保持完整，而工薪階層家庭的這一比例驟降至30%。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在2017年參議院聽證會上所言：“如今富裕孩子和貧窮孩子是在兩個不同的美國長大的。”

蓋洛普數據顯示，2006年時超過半數未獲得大學學位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有孩子的夫妻應該結婚"非常重要。到2020年，這一比例暴跌至31%。在接受調查的大學畢業生中，僅25%認為生育孩子前應該結婚。但他們的行為卻與這種奢侈信仰相矛盾：多數有孩子的美國大學畢業生實際上已婚。儘管行為如此，富裕階層卻最常宣稱婚姻不重要。這種觀念正在廣泛傳播。

我注意到許多耶魯學生會有選擇地隱藏自己的觀點或生活實情。不止一人悄悄向我坦白，他們刻意表現得比實際更貧窮，因為不願揹負"富人"的污名。為何在這所充滿富裕學生的名校會存在這種污名？這是階級問題。對上流階層而言，用金錢彰顯社會地位是粗俗的。展示教育背景是更優雅的身份標識，而宣揚那些看似利他、具有社會關懷的奢侈信仰才是最高明的方式。

對於富人來説，更難聲稱自己是受害者，而在富裕階層中，受害者身份常常是彰顯正義感的關鍵要素。哈佛商學院和西北大學的研究人員最近發現了一種"美德受害者"效應的證據：當人們行為完全相同時，受害者會被認為比非受害者更具道德感——只要他們認為你受過苦，就更容易原諒你的行為。這或許解釋了為何名校總鼓勵學生培養委屈情緒。弔詭的是，許多最具特權的人往往最擅長渲染自己的不幸。

當我向精英院校的同窗或校友提出這些批評時，他們常反詰：“你現在不也屬於這個羣體了嗎？“暗示我既身處其中，批判便顯虛偽。但當年我作為底層士兵服役，或是拿着最低工資刷盤子時，他們絕不會傾聽我的聲音。作為圈外人嘲諷上流階層只會被無視——能讓權貴正視你的學歷、財富與權勢，恰恰也成為他們指責你"何不食肉糜"的把柄。

但負面社會評價實則是防止不幸的護欄。要避免悲劇，我們必須承認某些行為——如單親育兒、藥物濫用和犯罪——本質上就是有害的，不能僅靠"去污名化"來解決。事實上，美化這些帶來痛苦的選擇才是真正的殘忍。而對後果裝聾作啞，才是特權階層真正的奢侈。

羅布·亨德森是《困境：寄養、家庭與社會階層回憶錄》的作者，該書將於2月20日由Gallery Book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