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邊境的鬼城 - 《華爾街日報》
Tunku Varadarajan
以色列尼爾奧茲
這片內蓋夫沙漠一隅的小基布茲曾有過最蓬勃的生命形態。許多人會説,這個希伯來語意為"力量之田"的地方還曾充滿甜蜜氣息。
男女居民們曾在綿延兩公里的農田種植小麥土豆,耕地盡頭是以色列圍欄邊界。如今荒廢的作物在加沙邊緣戛然而止——從基布茲外圍和那些整潔温馨的簡樸猶太民居,能清楚望見加沙。尼爾奧茲原有約150棟房屋,包括被焚燬的,如今全部空置,居民或遇難或被劫持,餘者成為"境內流離失所者"。僅四棟房屋完好無損。
廢墟中仍存美麗,見證失落的樂園。雨水中閃亮的花朵在焦黑屋舍旁綻放。枝頭擠滿鸚鵡的雄偉榕樹安然挺立。但遺棄的三輪車和嬰兒車訴説着這裏曾有眾多孩童。院落裏躺着泄氣的足球。少年燒焦的薩克斯風埋在瓦礫中。走過時飢餓的貓羣如幽靈般閃現,它們曾翻找的垃圾桶如今空空如也。那位在基布茲各處投餵的"貓爺爺"已離世。
年輕家庭的燒燬住宅。攝影:童古·瓦拉達拉詹同樣消亡的還有兩國方案——即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並存的構想,該方案本應賦予10月7日摧毀這座基布茲的襲擊者所屬民族以主權。襲擊者用了八小時獵殺基布茲成員,造成46人遇難、71人被劫持,相當於該社區逾四分之一人口,按比例計算尼爾奧茲是哈馬斯襲擊中傷亡最慘重的基布茲。
如今以色列重要政客談及巴勒斯坦國時,都將其斥為荒謬妄想。在10月7日後談論兩國"解決"方案(這個詞彙此刻顯得如此不合時宜且刺耳),會激起像40歲的阿米特·西曼·托夫這類倖存者的憤怒。她帶我走過這座幽靈般寂靜的基布茲,如今她流離失所寄居在東北方40英里外的六萬人口城市基里亞特蓋特——規模是尼爾奧茲的150倍。“這裏全是混凝土,“她説,“沒有飛鳥,沒有自行車,沒有迷迭香叢。“她告訴我,至今心理創傷的孩子們説"在鋼筋水泥裏更有安全感”。
與基布茲所有居民一樣,西曼·托夫女士曾和家人住在平房裏。和鄰居們相同,她曾真誠祝福加沙人。她憶起加沙勞工與父親(在基布茲撫養她長大)共同耕作的場景:“他是他們的好朋友,常在我們家喝咖啡,關係很融洽。“來自加沙的建築工人曾參與尼爾奧茲的房屋建設,“他們有時開玩笑説’哦,我這是在給自己蓋房子呢’,但雙方都笑得很開心。“10月7日前,她騎車時會指着加沙告訴孩子們:“那裏也生活着和我們一樣的婦女兒童。“現在她絕不會再説這話。“我們的信任已蕩然無存。徹底粉碎了。”
10月7日那天,她在三次針對住所的連續襲擊中死裏逃生。整整八小時裏,全家人被困在安全屋內——希伯來語稱之為mamad,這個詞彙如今掛在每個以色列人的嘴邊。“你們該把它收進英語詞典,“她説。
“第三次破門時,我們都覺得要死了。“恐怖分子無法撞開安全屋的金屬門,便縱火焚燒房屋。西曼·托夫女士與丈夫、11歲的女兒以及9歲、6歲和2歲的兒子將尿液浸透的衞衣堆在門縫處阻隔濃煙。“女兒哭着哀求我:‘媽媽開門吧,讓他們開槍打死我,我不想被活活燒死。’”
困守家中的西曼·托夫當時並不知道,恐怖分子已殺害了她的母親、兄弟、嫂子、5歲的雙胞胎侄女和2歲的侄子。她帶我走進兄嫂被攻破的安全屋,面對滿牆彈孔異常冷靜。41歲的鄰居兼摯友莫爾·扎爾法蒂也隨行在側——當恐怖分子未能攻破她家的安全門時,扎爾法蒂全家同樣倖免於難。她指着兄嫂中彈身亡處那些"噴濺狀”(扎爾法蒂的原話)的血跡,三個孩子則因濃煙窒息而亡。
扎爾法蒂一家是幸運的。恐怖分子連續數小時撞擊加固門未果後放棄進攻。當時她與丈夫、三個幼子及愛犬擠在安全屋內,她不得不緊握狗嘴防止吠叫。前兩波襲擊過後,她聽見屋內有女人孩子的聲音:“他們在翻找東西,隨便拿我家冰箱裏的食物。“這些加沙入侵者留下了自己的鞋子,穿走了從基布茲居民那裏搶來的鞋。
“我不希望以色列與加沙有任何聯繫,”當被問及接下來該怎麼辦時,扎爾法蒂女士説道,“我們的態度已經改變了。”她和西曼·托夫女士——就像幾乎所有以色列人一樣,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希望哈馬斯被摧毀。
“我們的房子裏有恐怖分子。我們還能聽到平民的聲音。加沙沒有無辜的人,”扎爾法蒂女士説,“即使他們想成為無辜的人,他們也做不到。”西曼·托夫女士補充説,加沙的平民“選擇跟在恐怖分子後面來到這裏。他們自己走過來,劫持人質,然後回家。”她提到了一些獲釋人質的證詞,“他們在加沙最可怕的時刻是穿過平民人羣時,那些人毆打他們,咒罵他們。”她還談到了在被打死的恐怖分子身上發現的詳細手繪地圖。“他們從在我們基布茲工作的加沙人那裏得到了這些信息。”
兩位女士都不願意回到基布茲,這突顯了政府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像尼爾奧茲這樣的基布茲勾勒了猶太國家的邊界。小説家阿摩司·奧茲(1939-2018)曾説過,“如果以色列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只剩下基布茲的燈亮着,你就能看到一張精確的以色列地圖。”扎爾法蒂女士説,“即使根本沒有加沙地帶,我們也很難回到這裏。我們擁有的一切,每一絲安全感,都被奪走了。”西曼·托夫女士補充道:“這個地方已經被毀了,不僅僅是物理上的。”
那麼,以色列能做些什麼才能讓尼爾奧茲和加沙地帶周圍的其他基布茲再次安全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加沙。以色列人談論着“之後的日子”,即哈馬斯被擊敗後的時期,並討論着加沙的最佳計劃。
在一次專訪中,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強調必須"確保加沙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這是不容談判的底線。他表示,只有通過"持久的非軍事化"和"去極端化”——即清除加沙在10月7日展現出的伊斯蘭主義種族滅絕毒素,進行意識形態淨化——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令許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內塔尼亞胡左翼批評者失望的是,他至今未公開闡明戰後治理的明確路線圖。但內塔尼亞胡的諱莫如深或許有其道理,特別是組建國際自願聯盟需要審慎行事。在國內,他必須維繫一個從中間偏左到極右翼的脆弱執政聯盟。部分聯盟成員主張猶太人重新定居加沙,這個提議與讓以色列國防軍負責加沙治安的想法一樣遭到多數以色列人強烈反對。正如西曼·托夫女士所言——她道出了大多數基布茲成員和以色列民眾的心聲——“加沙不僅是以色列的問題,更是世界性問題”,“如果只有以軍駐紮,我不會感到安全”。
筆者走訪多位以色列知名人士後獲悉不同觀點:俄裔世俗民族主義政客阿維格多·利伯曼曾隸屬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集團,後成為執政盟友。他將現任政府稱為"以色列史上最糟糕的政府”,主張加沙應"由埃及或阿拉伯國家管轄”,並希望埃及允許加沙民眾遷居西奈半島。他"堅決反對任何重建猶太人定居點的設想”——這與內塔尼亞胡的執政夥伴、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等人的強硬主張形成鮮明對比。
另一種觀點來自美裔以色列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擊敗哈馬斯後,“他表示,“我們必須接管加沙。“他指的是以色列。“我們必須接管並長期駐守。這是必須的。我們不能將此地交給任何其他方——無論是聯合國、歐洲國家、沙特阿拉伯還是其他任何勢力。“這位博弈論專家指出,唯有以色列有徹底從恐怖分子手中奪回加沙的動機。
作為宗教猶太復國主義者,奧曼與自稱"人文主義猶太復國者"的左翼人士範妮婭·奧茲-薩爾茲伯格(阿摩司·奧茲之女)形成鮮明對比。這位著名以色列歷史學家通過郵件主張"由國際管理機構在(非聯合國)安全部隊支持下對加沙實施臨時治理,最好由北約和阿拉伯國家組成部隊”。她要求以色列完全撤軍,加沙實現非軍事化,並解散曾有多名僱員參與10月7日恐襲的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改由聯合國難民署監督"包括學校課程在內的去激進化進程”。目前控制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若承諾參與和平領土協議談判,可加入該進程”。她同時強調以色列也需"通過選舉建立温和政府來實現去激進化”——即內塔尼亞胡政府的下台。
駐特拉維夫的風險投資家阿維·埃亞爾認為"戰後加沙需要一項迷你馬歇爾計劃”。他特別指出"不能依賴過往的治理者,因為遺憾的是,他們既無信譽與資質,也缺乏承擔此項責任所需的支持”。此刻正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保持獨立且清白的阿拉伯國家展現中東問題解決領導力的良機”,尤其需要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發揮先鋒作用。
從尼爾奧茲眺望加沙的景象。攝影:童庫·瓦拉達拉揚還有一種普遍觀點——甚至許多本能支持多邊解決方案的人也這麼認為——加沙問題無解。一位曾為多位以色列總理提供幕後政策建議的資深學者告訴我,他的“曾曾孫輩仍將與加沙作戰”。
在他看來,加沙能做的只有止損。“殘酷的止損。別無他法。”和許多以色列人一樣——無論左翼右翼——他對指責以色列對哈馬斯暴行反應“不成比例”的論調嗤之以鼻。“我持槍對抗持刀者,有問題嗎?”他想對加沙——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宣告:“若你施加我無法容忍的傷害,我必以你無法承受的暴力加倍奉還。”
如今鮮有以色列人反對這種觀點,尤其是那些親歷尼爾奧茲屠殺的倖存者。他們拒絕接受“若可能傷及平民就必須放棄武力”的主張。那隻會賦予野蠻人豁免權,縱容他們摧毀文明,只因文明尚有底線。
本文作者瓦拉達拉揚先生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紐約大學法學院古典自由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阿米特·西曼·托夫與莫爾·扎法提在他們相鄰的房屋前。照片:通庫·瓦拉達拉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