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對抗瑞典工會——《華爾街日報》
Lars Jonung
瑞典隆德
瑞典是西方社會公司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強大的利益集團(常被稱為"社會合作夥伴")通過集體談判機制決定公寓租金和勞動力市場薪資水平。
如今這一模式正遭遇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的挑戰,他拒絕與瑞典工會簽訂集體薪資協議。工會則以罷工和封鎖特斯拉在瑞典業務作為回應。政府機構被限制向新款特斯拉汽車發放牌照。為聲援罷工的特斯拉員工,連該公司垃圾清運服務也已停止。
瑞典工會勢力極其龐大。任何本土企業若拒絕與其談判都將無法生存。唯有馬斯克這樣的外國富豪企業家,才有底氣挑戰這個被稱為"瑞典模式"的體系。
在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期間,兩大核心領域廢除了個人契約:佔住房市場30%的租賃市場,以及勞動力市場。這些領域僅適用集體協議。
集體談判將租金壓制在市場水平之下,導致公寓輪候隊伍驚人。在1040萬總人口中,超過100萬瑞典人正在排隊等房。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公寓輪候時間達7至11年,優質房源甚至超過20年——猶如當年東德人等待特拉貝特新車。同樣,集體薪資協議為每個行業設定最低工資,反而減少了就業機會。瑞典失業率約8%,目前高居歐洲第三。
自由民主制度以基本權利與自由為前提。其中如言論、出版及表達自由等權利已載入瑞典憲法,但個人簽訂合同的權利卻未得到同等保障。
在瑞典,唯有通過削弱現行體制的新立法才能保障個體締約權。最激進的改革方案是將"每位瑞典公民有權自由締結協議"寫入憲法。一部保障這些權利的瑞典憲法將抑制當今過度的社團主義勢力——租房者不再像現在這樣被迫加入瑞典租客聯盟;若租金漲至市場出清水平,租房排隊現象將消失;封鎖和罷工再也不能強迫人們接受集體協議。
這些立法措施將強化瑞典的自由民主,但不會終結集體協議或工會制度。當集體協議對勞資雙方有利時,僱主與僱員仍會採用該形式。
全球範圍內,自由民主正受到日益壯大的民粹主義和非自由主義運動威脅。斯德哥爾摩政府應通過加強憲法中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保障來應對這一威脅。若此舉實現,馬斯克先生將為瑞典獻上一份厚禮。
約農先生是瑞典隆德大學經濟學資深教授,1992-1994年曾任卡爾·比爾特首相的首席經濟顧問。
2023年3月26日,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攝影:Erika Gerdemark/彭博新聞社刊登於2024年2月14日印刷版,標題為《馬斯克對抗瑞典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