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來自阿列克謝·納瓦爾尼與納坦·夏蘭斯基的異見智慧

2020年2月29日，阿列克謝·納瓦爾尼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反對派領袖鮑里斯·涅姆佐夫的遊行。圖片來源：帕維爾·戈洛夫金/美聯社俄羅斯從未改變，正如阿列克謝·納瓦爾尼與納坦·夏蘭斯基在2023年3月至4月最新公開的通信中所達成的共識。自蘇聯時代以來，甚至連監獄和懲罰手段都未曾更新。納瓦爾尼從SHIZO（懲罰牢房）中寫信時，正在閲讀夏蘭斯基對相同遭遇的描述：“令我感到有趣的是，這個制度的本質及其行為模式都未曾改變。”

感到有趣？人們或許認為憤怒更為貼切。但憤怒——我們美國人如此輕易表露的情緒——是那些生活安逸者的反應，他們可以宣泄怒火，甚至可能因此獲得獎賞。當鎮壓成為常態，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監禁只是延續至伊凡雷帝時代的漫長鎖鏈中的一環時，趣味甚至笑聲便彰顯了超越個人命運的能力。正如俄羅斯思想家所言，在笑聲中，一個人既超脱了自我，也凌駕於專制權威之上，帶着微笑俯視人類不斷重演的愚行。

“我明白自己並非第一個，但我真心希望成為最後一個，或至少是最後一批被迫承受這一切的人，“納瓦爾尼寫道。二人都清楚這希望多麼渺茫。即便這個政權如它的前身般崩塌，新的暴政仍會崛起。雖然俄羅斯尤其容易陷入這種災難，但沒有任何民族——包括我們——能對此免疫。

正如這兩位人物所展現的，俄羅斯人在缺乏外部自由的環境中培育出了內心的自由。持不同政見並非新鮮事，受難者從前輩受難者的文字中汲取力量。因此，沙蘭斯基先生將其著作《無畏邪惡》（1988年）不僅視為回憶錄，更定位為"一部指導如何與當局對抗的教科書或手冊”。政治囚禁敍事構成了俄羅斯文學的重要類型——即便眾多20世紀名作被遺忘，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羣島》（1973年）仍將被永久銘記。這恰如其分，因為這本書的核心正是關於記憶。

沙蘭斯基引用異議人士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其本人撰寫了傑出的監獄回憶錄）的話，要求對共產主義進行紐倫堡式的審判。索爾仁尼琴回憶有人勸他遺忘更明智："‘別翻舊賬！總盯着過去會瞎掉一隻眼。‘但諺語下半句是：‘忘記過去則會雙目失明。’”

2021年10月6日，納坦·沙蘭斯基在烏克蘭基輔接受美聯社採訪時留影。圖片來源：埃夫雷姆·盧卡茨基/美聯社監獄文學（包括小説與回憶錄）在俄羅斯意義重大，因為英雄主義的異議傳統是俄羅斯經驗的核心。它代表着俄羅斯最崇高的精神——正因如此，正如納瓦爾尼所寫，成千上萬人"儘管面臨威脅，仍無畏地為自由發聲、反戰抗爭。其中數百人深陷囹圄，但我堅信他們不會被擊垮，也絕不會放棄。"

承受如此懲罰的力量從何而來？部分源於確信自己並不孤單，且所做之事具有歷史意義。

很難想象美國人能承受哪怕一小部分這樣的懲罰而不崩潰，更不用説像沙蘭斯基評價納瓦爾尼那樣"保持風度"。對西方讀者而言，這段對話的關鍵時刻出現在沙蘭斯基引用一位歐洲記者的疑問——為何納瓦爾尼在遭遇投毒後仍選擇返回俄羅斯。“我們都知道他會在機場被捕，“記者説，“他難道不明白這麼簡單的道理嗎？“這個問題激怒了沙蘭斯基，因為它暴露了許多西方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生活只關乎個人。如果説異議精神代表了俄羅斯傳統中最優秀的部分，那麼這種膚淺的個人主義則體現了我們傳統中最糟的一面。

俄羅斯人明白，只有當生命不僅關乎自己時，它才有意義。沙蘭斯基形容自己的反駁"相當粗魯”：“不明白的人是你。如果你認為目標是生存——那你是對的。但他真正關心的是同胞的命運——他在告訴他們：‘我不害怕，你們也不必害怕。’“儘管素未謀面，沙蘭斯基深知納瓦爾尼的信念，因為後者的一切行動都屬於俄羅斯異議者勇敢傳統的一部分。

兩人都將自己的困境與猶太人的遭遇相提並論。（沙蘭斯基是猶太人；納瓦爾尼不是。）逾越節時，猶太人被要求將出埃及視為歷史和當下的事件，視自己為脱離埃及的解放者。這些通信者明白，今日俄羅斯異議者正是新奴役之地——弗拉基米爾·普京統治下的奴隸。聖經中的埃及從未真正消失。

兩千年來，流散在外的猶太人一直渴望重返耶路撒冷。沙蘭斯基先生和納瓦爾尼將這種在以色列建國時得以實現的渴望，比作俄羅斯人對自由的嚮往。“今日我們為奴——明日將成自由人。今日我們在此地——來年必在耶路撒冷”，沙蘭斯基引用逾越節哈加達中的話，隨後祝願納瓦爾尼"願俄羅斯全境儘快迎來出埃及記般的解放”。

若我們美國能汲取哪怕些許異見者的智慧，我們的自由將得到更堅實的保障。而如果我們失去這份自由——這種可能性正與日俱增——願我們也能培養起為自由而戰的勇氣。

莫森先生是西北大學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