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為何敲詐勒索猖獗?——《華爾街日報》
Mary Anastasia O’Grady
2月8日,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拉梅塞德市場內的警察。 圖片來源:Victoria Razzo/Bloomberg News墨西哥城
對於像我這樣的紐約人來説,“勒索”一詞會讓人聯想到殺手保利為黑手黨老大的保護費生意向垃圾清運工收錢的畫面。但在墨西哥,司法部門、壟斷企業、政府官僚、執法機構以及犯罪組織也經常進行敲詐勒索。
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在該國開放經濟和政治競爭30多年後,仍有約36%的墨西哥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這個選舉年,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
除了暴力和缺乏信任之外,普遍的勒索還抑制了投資、增長、就業機會和經濟流動性。然而,儘管企業家、工人、專業人士和消費者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墨西哥人仍然容忍普遍的勒索行為,好像別無選擇。
墨西哥經濟學家路易斯·德拉卡列(Luis de la Calle)在其2020年出版的《勒索經濟學》(La Economía de la Extorsión)一書中認為,如果墨西哥希望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結束這種長期存在的有罪不罰現象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寫道,對墨西哥人來説,關鍵的一步是要認識到,一生都受到勒索者的傷害,被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這並不正常。
長達71年的一黨制社團主義國家體制,讓墨西哥人早已習慣政府資金被侵吞、合同報價虛高的現象。但更可怕的是,對民眾的財務脅迫也成了家常便飯——與政府官員打交道時總要打點些"好處費":把車停在路邊得交"看車費"才能避免被破壞,給警察塞錢就能免吃罰單,想快點拿到市政許可證就得從窗口塞點"加速費"。如今連犯罪集團都在高檔社區和貧民區向商户和專業人士徵收"保護費"。大多數墨西哥人已學會與勒索共存,卻鮮少有人敢公開談論。民眾無奈地舉手投降,將這種潛規則視為文化常態。
德拉卡列先生對此強烈反對。他在威爾遜中心墨西哥研究所2019年發佈的英文版書籍摘要中寫道:“當社會將違法行為歸咎於文化基因時,反腐敗鬥爭就會難上加難。如果認同墨西哥人因’文化’原因天生腐敗,就等於為腐敗和逍遙法外提供了完美藉口——這意味着我們既用簡單粗暴的藉口掩蓋社會頑疾,又縱容平庸之惡到認定墨西哥註定落後,因為這就是國民劣根性。世上沒有比這更荒謬的論調了。”
相反,他認為問題在於"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能夠存在,因為體制容忍它,因為它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
自1980年代末啓動改革以來,墨西哥在諸多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商業開放與放松管制推動墨美加三國貿易蓬勃發展。國內航空旅行、移動通訊和餐飲消費這些曾經僅限上層階級享受的服務,如今已惠及更廣泛的消費羣體。近岸外包投資和僑匯收入支撐着比索的堅挺走勢,墨西哥實際工資水平持續增長,北部和中部地區現代化程度顯著提升。
然而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墨西哥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僅約2.2萬美元,遠未達到其增長潛力。關鍵癥結在於缺乏保護守法公民的法治環境。中小企業為躲避勒索寧願停留在非正規經濟領域,只與熟識對象交易;正規大型企業則被迫將勒索成本計入定價與回報核算。德拉卡列指出,勒索行為"數據侵蝕了滋養生產力的信任關係"",““拉低消費水平、抑制人力資本積累與股權流動、阻礙政治參與及儲蓄行為,並遲滯企業創新發展”"。
在洛佩斯·奧夫拉多爾總統"擁抱而非子彈"的綏靖政策下,販毒集團勢力急劇膨脹——犯罪組織在全國範圍內橫行無忌。其六年任期將於今年九月結束,但執政期間兇殺案數量已創歷史紀錄,其中多數與有組織犯罪相關。
然而,墨西哥的法治危機早於本屆政府,若沒有公民社會的範式轉變,這一問題將難以解決。“理解勒索現象的第一步在於認識到,它在墨西哥社會中的普遍性源於其被社會所接受,“德拉卡列先生表示。“雖然這種行為被視為經濟主體行為方式的一部分,但它並非如某些人所説是文化需求的結果。“相反,這是墨西哥人有能力糾正的制度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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