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本可幫助拯救我患罕見疾病的兒子 - 《華爾街日報》

2020年8月29日，位於馬里蘭州白橡樹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總部。圖片來源：安德魯·凱利/路透社我的長子惠勒患有一種罕見遺傳病，這種疾病將逐漸奪走他的視力、行動能力、記憶，最終是他的生命。每天早晨當他去幼兒園時，我都擔心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能看清我的臉。

每10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患有罕見病——定義為在美國影響少於20萬人的疾病——其中95%的病症缺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治療方法。每3個患有罕見病的兒童中就有1個活不過5歲生日。惠勒今年5月就滿5歲了。

當我兒子在出生4周後被確診患有CLN3型青少年巴頓病時，相關療法的研究曾帶來希望。如今這份希望幾乎破滅。超越巴頓病基金會原定2023年進行的潛在治療藥物三期臨牀試驗陷入停滯，正在尋求資金支持。（我的家庭資助該基金會。）本月早些時候，Amicus Therapeutics公司放棄了其唯一提出的基因療法研發計劃。

這些發展令人痛心卻並不意外。鑑於此，華盛頓的反創新情緒與FDA不必要的官僚主義，使得企業難以證明對罕見病療法的投資合理性。

罕見病研究本就困難重重——科研挑戰巨大且患者羣體稀少，投資回報率極低。那些狹隘聚焦降低藥價的政策更令其雪上加霜。《通脹削減法案》中的定價機制將延遲藥物上市，並阻礙現有藥物新用途的研究。政府去年12月提出的專利介入權指南允許從公私合作中剝奪專利，這將抑制此類合作的形成。

儘管我親歷FDA公務員對其使命的堅守，但該機構繁冗的官僚程序阻礙了患者獲取潛在治療方式，卻未帶來實質益處。

去年12月，FDA在發佈研究標準最終指南時本可為罕見病患者提供更多選擇。雖然對罕見病和常見病採用相同安全標準可以理解，但堅持相同的療效評估負擔則有害無益。未獲治療的罕見病患者本就難見新療法曙光，而FDA仍選擇維持對療效標準的過時解讀。

這一標準對於罕見病患兒根本行不通。罕見病的準確診斷平均需要四到九年時間。等到臨牀試驗啓動時，患兒病情已嚴重到無法公平評估藥物療效。解決方案是讓儘可能多的確診患兒儘早接受治療，以便研究人員從中獲取數據。隨着兒童篩查和基因檢測技術的進步，早期識別患者將變得更加容易。

該機構對療效和試驗設計的僵化要求，使得本可安全的藥物無法惠及別無選擇的患者。以暫停的Beyond Batten疾病基金會臨牀試驗為例：米格司他在I/II期試驗中顯示出延緩CLN3病程的潛力，該藥物安全性良好，且數十年來已獲准在美國用於治療戈謝病。然而FDA仍堅持要求基金會進行大量額外的科學和臨牀開發，並附加了複雜的試驗要求，這顯著擴大了III期臨牀試驗的地理範圍和成本。

FDA完全有能力立即調整政策幫助罕見病患兒。比如可以修改針對罕見病的"擴大獲取計劃"——當前該計劃僅允許單個患者使用實驗性治療，但更寬鬆的版本能比臨牀試驗更快惠及更多患者。

該機構還應修訂並最終定稿2019年3月發佈的罕見病藥物開發自然史研究指南草案，並重視自然史數據（追蹤疾病進程的研究）。正如前FDA局長Scott Gottlieb所言，完善的自然史數據可替代臨牀試驗中的安慰劑組。這將促成更多開放式試驗（所有參與者都能獲得治療），從而激勵患者參與並讓更多患兒得到救治。

在審批針對影響小眾羣體（少於5000人）疾病的治療方案時，FDA應採用類似緊急使用授權所採用的標準。在諸如大流行這樣的緊急情況下，緊急使用授權允許FDA在藥物的已知和潛在益處超過藥物及疾病的已知和潛在風險，且無其他替代治療方案時批准使用。該機構還可以擴大加速審批的使用範圍，這一計劃將更多關於療效的證據要求推遲到藥物上市之後。FDA此前曾臨時性地運用過這些靈活性措施，但更系統化和明確的規定將鼓勵投資。

科學發展的步伐正在加快，但如果監管體系跟不上，那些與罕見病抗爭的人們將無法看到這一進步。阻礙獲取和扼殺創新並非解決之道。對於任何患有罕見病的人來説，時間都不容浪費，而對於像惠勒這樣的孩子來説，時間正在迅速流逝。

Stecker女士是Hill & Knowlton的高級副總裁，與製藥行業的客户合作。她曾擔任衞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公共事務助理部長和副幕僚長。

本文發表於2024年2月28日的印刷版，標題為《FDA可以幫助拯救我兒子免受罕見病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