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管控無法解決美國的移民危機——《華爾街日報》

本週，拜登總統與前總統特朗普高調造訪得克薩斯州邊境，這場可預見的競選政治秀中，兩位候選人相互指責，將選民深切關注的邊境問題歸咎於對方。上月國會最新移民改革方案的流產，再次凸顯這場持續數十年的政策僵局。

但邊境危機不會自動消失，兩黨都難以承受忽視危機的代價。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數據顯示，邊境拘捕人數從2021財年的186萬攀升至2022年的約250萬，2023年仍維持相近規模。移民潮正壓垮邊境社區、拖垮庇護體系，而得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將移民巴士發往民主黨主政的"庇護城市"，更使藍州壓力倍增。

危機何以至此？右翼主流敍事將非法移民比作犯罪集團協助的"入侵"，歸咎於"開放邊境"的自由派；左翼則構建另一套敍事，強調移民激增本質源於來源國的貧困、暴力等苦難，將移民塑造為需要保護的難民。

但兩種敍事都回避了邊境危機的真正根源：虛偽的移民制度拒絕承認美國經濟對低技能勞動力的持續需求。非法移民激增主要源於前所未有的勞動力需求與合法渠道缺失之間的鴻溝。強化邊境執法無法解決這種結構性失衡——事實上，它正是問題的重要成因。

邊境危機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策變動。羅納德·里根1986年簽署的《移民改革與控制法案》是最後一次獲得兩黨支持的重大移民改革。該法案為270萬無證移民（大部分為墨西哥移民）提供了特赦，但也打響了加強邊境監控的第一槍，並對僱傭無證工人的僱主實施制裁。

此後，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接連投入大量資源強化邊境監控，並與墨西哥等過境國合作遏制移民潮。到2023年，美國邊境執法預算已攀升至259億美元——超過聯邦調查局預算的兩倍。

然而這些措施都未能阻止人們前來。移民者甘願承擔旅途中的巨大成本與風險，因為他們深知美國有大量薪資遠超本國的工作機會。這能讓他們徹底改善自身與家人的生活水平。

過去幾十年間，美國人口結構與經濟因素的綜合作用——教育普及、人口老齡化、雙收入家庭增多——使得農業、屠宰與肉類加工、建築、清潔、兒童與老人護理、酒店服務、倉儲、物流及運輸等領域對移民勞工的需求持續增長。隨着願意且能夠從事這些工作的本地勞動力減少，移民者湧向了這些崗位。

過去四十年日益嚴格的邊境管控，絲毫未能改變這種移民的基本經濟動因，卻產生了兩大惡性效應。

首先，這日益迫使移民活動轉入地下，同時讓移民和尋求庇護者更加依賴走私者（“郊狼”）來穿越邊境。走私者的核心業務是為移民提供安全通道，避免被犯罪分子、警察或邊境管控人員抓獲，這就是移民願意為其服務付費的原因。更嚴格的邊境限制助長了這一行當，並迫使移民選擇更危險、更艱險的路線，成本和風險也隨之上升。

其次，移民限制適得其反，將臨時移民推向了永久居留。研究表明，越難入境，移民越傾向於留下來。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道格拉斯·梅西自1982年起每年在邊境兩側開展調查，積累了一套獨特的數據集，包含2.9萬户家庭的移民經歷信息。他與同事2016年發表的分析顯示，邊境軍事化如何將無證墨西哥移民“從男性工人往返流動”（主要前往得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轉變為“定居50個州的1100萬家庭人口”。

2月3日，移民在得克薩斯州伊格爾帕斯里奧格蘭德河邊緣穿越。圖片來源：maria alejandra cardona/Reuters問題的核心在於美國移民制度對待低技能移民勞工與高技能勞工的差異。歷屆美國政府降低了高技能工人、公司內部調動人員、學生、投資者及其家屬臨時移民的壁壘。因此，臨時合法移民從20世紀90年代的每年約300萬人增加到2010年代的約600萬人，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低技能工人也能通過H2簽證獲得合法准入，主要是從事季節性農業工作。自2013年以來，這些數字保持穩定，平均每年約50萬。但這個水平遠遠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勞動力需求，尤其是非季節性、低技能的服務業。這正是我們發現最嚴重的勞動力短缺的地方。

邊境越境人數上升與美國勞動力短缺加劇之間存在關聯。在新冠疫情導致勞動力需求下滑後，隨着美國失業率在2022-23年達到50年來的最低點3.5%，非法移民達到頂峯。勞動力短缺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峯，職位空缺超過1000萬，部分原因是約170萬美國工人在疫情後沒有重返工作崗位。

不可否認，貧困、暴力和機會匱乏常常是推動人們移民的因素，但如果沒有美國長期的勞動力短缺，大多數移民根本不會來。

事實是，在當今的美國經濟中，那些最受詬病的移民類別從事着各種必不可少的工作。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政客們缺乏勇氣承認這一點，他們譴責移民潮，卻不願在最重要的地方阻止它——不是在邊境，而是在工作場所。

過去四十年來，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客們一再承諾要“打擊”非法移民，卻對無證移民工人的實際就業視而不見。這種虛偽最明顯的證據是美國工作場所執法力度低得可笑，而移民身份和其他文件的檢查和例行核查本應是最直接的威懾手段。

自1986年將僱傭無證移民定為刑事犯罪以來，司法部數據顯示，全美每年對僱主的起訴案件很少超過15-20起。違規罰款最多隻是象徵性的，初犯僱主對每位工人的罰款目前為676至5,404美元，而這些罰款通常可以通過協商降低。工作場所執法在唐納德·特朗普執政時期與往屆政府一樣形同虛設。

對工作場所執法的漠視使移民和難民的苦難與不安持續蔓延。這也使得對無證移民工人（其中許多是未成年人）的普遍剝削行為基本未受懲處。

美國政界需要對移民問題開誠佈公，如實闡述現狀。隨着美國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對低技能工人（特別是家庭護理和其他服務行業）的需求持續增長，這類討論只會愈發緊迫。只要存在勞動力需求且非法用工被默許，移民就會持續湧入——而考慮不周的邊境限制措施將繼續適得其反。

建築業是移民填補勞動力短缺的眾多領域之一；2023年5月加州福爾松市某住宅的牆體框架施工場景。圖片來源：David Paul Morris/彭博新聞社任何可信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若要成功，必須立足三大基礎。

首先，無論聽起來對多少人多麼不公平，某種形式的移民特赦是不可避免的。無論他們在電視上或競選活動中説什麼，沒有哪個嚴肅的政治家真的相信1100萬無證移民——其中許多人已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了幾十年——會被全部圍捕並驅逐出境。

其次，修復美國破碎的移民體系需要為低技能工人開放更多合法渠道，使他們更容易跨境往返。這樣的改革還有一個額外好處，即減輕庇護體系的負擔，因為經濟移民將更少動機非法移民並通過申請庇護來避免被驅逐。

最後，需要對美國難民體系進行重大投資，以便高效處理庇護申請並在相對短期內做出慎重決定。主要專注於阻止尋求庇護者的政策適得其反；它們導致無休止的訴訟，迫使難民移民轉入地下，並剝奪真正難民的人道主義保護。

經驗表明，為低技能工人創造更多途徑並不一定會導致大規模移民。人們很容易忘記，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墨西哥移民到美國基本上是不受監管的。這並沒有導致大規模定居，正是因為工人可以輕鬆流動。

這並不意味着當僱主一聲令下，政府就應該自動讓更多移民進入。沒有證據表明移民對當地工人的工資或福利有重大影響，但移民也並非全然是好事。研究表明，主要是富裕階層從移民中獲得經濟利益，而當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面對其社會和文化影響。

這些考量應影響關於接納哪些工人、何時接納及接納數量的政策決策。但移民限制只有與嚴格的工作場所執法相結合才能奏效。防止外籍工人被剝削的唯一途徑就是嚴懲剝削他們的僱主。

允許更多低技能工人進入美國，不僅能增強政府對入境人員的管控能力，還將阻止經濟移民被進一步污名化為犯罪。隨着偷運 incentives 的減弱，移民將更顯性化，更有能力為其生活工作的社區做出貢獻。

在移民問題上，鴕鳥政策的政治操作已盛行太久。終有一天，政界與公眾必須意識到：反覆使用那些早已失敗的老舊政策方案，只會讓情況愈發惡化。

海因·德哈斯是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學教授、國際移民研究所創始成員，著有《移民真相：政治中最分裂議題的事實》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