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埃及女性被浪費的潛力

2011年我移居埃及前，對這個國家懷有一番想象。我曾以為這裏遍地都是事業有成的女性，其進步與開放程度遠超許多西方觀察家不願承認的水平。但現實證明我大錯特錯。雖然我確實結識了才華橫溢的女律師、社會活動家、經濟學家、電影製作人和記者——她們通常精通英語和法語或德語，能自主工作旅行，從小被灌輸"女孩無所不能"的信念——但這個羣體僅佔埃及逾一億人口中的1%至2%。

世界價值觀調查顯示，在另一個埃及，女性繼續求學、就業或外出的權利毫無保障，92%的民眾認同男性更適合擔任領導者**。**在擁擠不堪的埃及城市裏，兩個世界比鄰而居，窮人常以廚師、清潔工和女傭身份生活在富人區，卻彷彿身處異國。

開羅以南約240公里的明亞市，大學生拉尼婭在當地婦女組織做志願者。她告訴我：“現在沒人反對女性工作了，都2016年了，人們更開明瞭。“説這話時，我們剛結束對幾個村莊的探訪，當地許多女性表示父親、兄弟、丈夫或未婚夫禁止她們工作。

2016年，埃及明亞三角洲紡織廠工作中的女性。攝影：張彤禾埃及是全球女性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全國調查顯示，每有一位女性就業，就有四位女性留在家中，這一數據在過去25年間停滯不前；在某些羣體如大學畢業生中，女性就業率甚至出現下降。這些事實顛覆了全球化會帶來機遇、為女性創造就業並顛覆社會規範的普遍認知。在台灣、韓國、中國、印度以及馬來西亞和孟加拉等保守穆斯林國家，情況確實如此發展。

自1970年代以來，埃及通過政治聯盟及不斷增長的貿易、旅遊和移民，深度融入國際經濟。但埃及女性的發展前景卻在惡化。相比十年前，她們進入職場的可能性更低。她們更注重締結良緣，經濟上對男性的依賴程度加深。對這些女性而言，全球化時代關閉的機會之門比開啓的更多。

在其他社會領域，埃及在女性機會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如今男女童入學率基本持平——小學註冊率超過97%——埃及大學女生人數已超過男生。與幾十年前相比，女性壽命更長、婚齡推遲、生育數量減少。

但中東和北非地區（MENA）是全球唯一出現社會進步未推動女性就業增長的地區，這一謎題被經濟學家稱為"性別平等悖論”。世界銀行研究估計，若中東女性就業率達到世界其他地區水平，家庭平均收入可提升25%。該機構還預測，按當前女性就業增速，該地區女性需150年才能趕上世界平均水平。

在埃及及該地區大部分地方，對女性就業的抵制源於一種特定的男性尊嚴觀念。當女性外出工作時，她的家庭和社區常將此視為丈夫的失職。《古蘭經》第四章第34節明言：“男人是維護婦女的，因為真主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又因為他們所費的財產。“婚姻被塑造成一種互補契約——丈夫供養妻子，妻子以順從作為回報——這種妻子服從義務甚至被寫入埃及法典。未經丈夫許可離家的女性會被視為納希茲（叛逆者），從而喪失獲得丈夫經濟支持的權利。與其他地區不同，全球化浪潮並未沖垮這些社會規範。

1950年代，埃及領導人納賽爾賦予女性投票權和參政權，並大幅擴展其教育與就業機會。繼任的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政府成立專門機構、通過立法推進婦女權益，兩位總統的夫人更成為高調的社會倡導者。

2006年，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與夫人蘇珊娜。蘇珊娜曾活躍於公共領域，而現任總統塞西的夫人幾乎從不公開露面。圖片來源：賈裏勒·邦哈爾/美聯社如今，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府的情況已截然不同。女性賦權並非其執政重點，其夫人也幾乎不在公眾場合露面。改善普通女性生活的重任落在了全國數十家國內外非政府組織肩上。這些組織通常在特定社區開展培訓發展項目，但這些舉措既非旨在推動大規模變革，甚至可能傳遞出"救贖只能來自外部"的信號。“這是非政府組織的通病：兩年項目結束後缺乏後續跟進，受助女性往往再度失業，“法蒂瑪·梅特瓦利指出。她領導的"國家發展新聞與傳媒"機構為明亞省女性提供職業培訓等服務，“女性未能真正參與項目，也從未採取行動改變自身處境。”

在埃及生活的五年間，我逐漸認識到女性地位不平等及其衍生問題，是這個國家面臨的最緊迫挑戰。單從實用主義角度看，一個貧窮國家耗費巨資培養數百萬女性卻無法讓她們創造經濟價值，實屬巨大浪費。而男性在婚姻家庭中享有的過度權力，會直接外化為他們在公共領域的行為模式。當權貴男性——無論是法官、脱口秀主持人還是議員——貶低女性能力或發表厭女言論時，往往能逍遙法外，正如他們在家中對待母親姐妹或妻兒那般。家庭內部的權力動態，深刻塑造着男女在工廠辦公室、委員會政黨乃至更廣闊社會中的行為方式。

權力失衡可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顯現。例如，在埃及服裝業高管中，我發現他們明顯偏愛女性員工。“女工比男工優秀得多。真的，“埃及Delta紡織公司首席執行官伊恩·羅斯告訴我，“這裏的男工覺得可以隨時抽煙、喝咖啡，甚至不用幹活——天哪，女工還得給他們送午餐。這簡直太維多利亞時代了。”

2009年，埃及最大服裝製造商之一Bishara紡織服裝製造公司啓動了一項計劃：從農村招募女性，將她們運送數百公里到開羅工廠，培訓縫紉技術，並安排入住專門建造的宿舍。Bishara集團最終僱傭了約150名來自尼羅河三角洲和上埃及地區的女工。“這個項目非常非常成功，“工廠人力資源經理梅德哈特·卡邁勒告訴我。與每天通勤兩小時的女工相比，這些外來女工"來得早，幹滿全天。她們效率更高，更敬業，缺勤率更低。”

但該計劃未能持續。2011年阿拉伯之春起義期間，女工們紛紛離職——並非對工作不滿，而是家人施壓讓她們在政治動盪期間返鄉。此後，Bishara公司與農村的聯繫中斷，這項女性勞動力遷移的開創性實驗就此終結。

對觀察者而言，埃及顯然在揮霍巨大潛力。若有僱主願意投入時間招募培訓女性，她們會勤奮工作、表現出色且忠誠可靠。“她們是完美的，“文具塑料製品公司Mintra首席執行官哈尼·卡西斯説，“是地球上最優秀的工人。但需要好的管理。若能妥善把控這些流程，我們本可以成為全球最理想的社會。”

萊斯利·T·張是《華爾街日報》前駐中國記者。本文節選自她的新書《埃及製造：女性、工作與解放的承諾》，該書將於3月12日由蘭登書屋出版。

2021年10月，埃及歷史上首次宣誓就職的女性法官在吉薩舉行儀式。圖片來源：khaled elfiqi/EPA/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