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收拾拜登留下的爛攤子？——《華爾街日報》

2024年3月7日週四，喬·拜登總統在美國國會大廈眾議院會議廳發表國情諮文演講。圖片來源：Tom Williams/Zuma Press有人認為拜登政府的聯邦支出狂潮只帶來了痛苦的通貨膨脹和鉅額新增債務。但一些早期數據也表明，正如你可能預料的那樣，在納税人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下，“拜登經濟學"確實促進了政府重點扶持領域的投資，但並未惠及整體經濟。

我們不必粉飾現實。美國下任總統或將面臨史上最艱鉅的挑戰。Strategas公司的傑森·德塞納·特倫納特在今日給客户的報告中詳細描繪了聯邦財政的嚴峻圖景：

美國用了232年積累第一個10萬億美元債務，第二個10萬億用了9年，第三個10萬億僅用5年。而從33萬億攀升至34萬億美元債務的旅程更為短暫——僅需三個月，即2023年9月至12月…

即便揹負34萬億美元債務仍嫌不足，財政部還在長期低利率時期大量發行短期債券。目前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國債將在一年內到期，這些債務將以更高利率展期，僅利息支出的增加就會進一步加重債務負擔。

未來納税人的痛苦可能會令人難以忍受。當然，對當前的工薪階層來説，日子並不好過。特倫納特先生補充道：

Strategas公司的"普通人CPI”（衡量人們必須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如食品、能源、保險等，而非他們可能想購買的商品，如家電、度假等）顯示，過去四年工資漲幅落後於物價漲幅近7%。

擺脱這一困境的唯一可能方法是鼓勵華盛頓以外地區的更快增長，同時以某種方式抑制華盛頓內部的增長。簡而言之，我們可能需要指望一位年長得多的總統。

卡爾文·柯立芝總統基金會的學者們提出了相當有力的論據，認為他們的總統擁有治癒我們當前困境的確切方案。以下是柯立芝計劃：在經歷了一場代價高昂的疫情和聯邦債務激增之後，限制華盛頓的權力，讓一場技術革命使我們所有人富裕起來。

威廉·比奇在《柯立芝評論》中寫道：

1919年至1922年期間與我們當前時代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1919-1922年期間曾爆發重大疫情…

兩個時期都伴隨着政府預算和公共債務的大規模擴張…1916年至1919年間聯邦支出增長了2,493%。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當時正在參加世界大戰，一夜之間支出從低水平飆升至極高。

然而到了1923年，聯邦支出仍比1916年高出340%。因此儘管戰爭已結束，開支卻未回落至戰前水平。這就是聯邦支出的棘輪效應：它們只會持續攀升。

公眾持有的債務從1916年的36億美元激增至1923年的223億美元，增幅高達519%…

柯立芝為華盛頓實施財政瘦身，赤字隨之消失。比奇先生指出，柯立芝將聯邦債務削減了三分之一。但這不僅僅是限制政府機構的擴張。約翰·科克倫在為《柯立芝評論》撰寫的另一篇文章中闡釋了這場因華盛頓未加干涉才得以實現的美麗而和平的革命：

1920年代初，美國約30%的家庭通電。到該年代末期，電氣化率已接近70%…

同期電力技術也取得進步，交流電（AC）成為標準配置。由此電燈取代煤油燈，電熨斗、烤麪包機、洗衣機和吸塵器等電器開始普及。電力革命徹底改變了家庭生活，消除了大量繁重家務。

電力同樣重塑了經濟格局。1914年製造業電氣化率僅為30%；到1929年，這一比例已達70%。

電力如何進入千家萬户和工廠？是否存在聯邦大型基建計劃來建設發電站和輸電網？答案是否定的——這一切都由私營公用事業公司完成。

1920年，20%的人擁有汽車；到了1929年，60%的家庭擁有了汽車。每10户家庭就有9輛汽車。這場汽車革命僅用十年時間便完成了…

交通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聯邦政府提供了税收減免和補貼。當時沒有聯邦支出法案來建設司機所需的加油站網絡。不，加油站是當人們意識到經營它們可以賺錢時自發出現的…

十年間平均收入增長了30%。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三分之一…這場為中產階級美國人帶來的巨大經濟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基本上沒有聯邦政府的指導。政府基本上沒有干預。政府也沒有以"公平"的名義試圖規範改進。富人在1924年就能購買T型福特車，而較窮的人等到1927年才能以半價購買，這很糟糕嗎？我們會回顧過去，希望政府以公平的名義放慢這一切嗎？

柯立芝的成功政策與拜登的做法完全相反，後者是挑選電動汽車製造商和半導體制造商等行業，並用納税人的錢給予大量補貼。

我們該如何從這裏前進？也許我們需要首先考慮一個世紀前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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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里曼是《代價：特朗普、中國與美國復興》的合著者，也是《借來的時間：花旗銀行兩個世紀的繁榮、蕭條與紓困》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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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莎·羅西協助編輯《最佳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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