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對王慶民先生“辨誤”一文的辨誤 | 聯合早報

我看了王慶民先生大作《特朗普與拜登政治底色的辨誤——與何清漣女士商榷》，一看標題，就猜想王先生一定是左派，因為只有左派才會預先認定自己是正確一方，將與別人的“商榷”定義為“辨誤”，果然，作者在文中自陳“是中左翼立場人士”。由於王先生文章涉及我在《聯合早報》上發表的數篇文章，因此我按他文章“辨誤”的順序逐一辯誤。

文章最開始就駁斥普京稱拜登當選總統更有利於美國，認為我要表明拜登與“壞人普京”是同一方的。自我介紹為國際政治研究者的王先生，應該知道地緣政治是利益導向，不以“壞人”與“好人”來描述博弈雙方，那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行當與小孩用語。這事我特別向王先生説明，我的意思是指：拜登當政三年多，美國國力大衰，國內矛盾非常尖鋭，作為美國拜登政府視為敵人的普京，當然希望這種沒有能力的人在美國當政，坐觀敵人自我折騰至衰敗。至於特朗普與普京更親近云云，且不論通俄門調查浪費3000餘萬美元公帑，最後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政治操作。僅以王先生認為國際政治是憑私交而非利益導向，我得請他去讀布熱津斯基《大棋局》一書。這書是冷戰後美國地緣政治的名作，專論美俄關係，從頭到尾、字裏行間都是利益而非交情。

關於北約軍費問題，王先生閉口不談按約定的標準——各國按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額2%交足軍費，是北約國家間的契約責任，卻大談盟友的“友誼”，這倒也符合王先生國際政治是依靠友情維繫的思路。只是美國民主黨政客之外的政界不這樣想。美國確實是二戰之後新建國際秩序的主導者與維護者，是美國為盟友及世界提供了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並盡力維護，歐洲國家才能以二等國家實力，在全球化列車坐頭等包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