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合肥模式打造新能源產業集羣 但複製非易事 | 聯合早報

在合肥國際機場大廳正中央，展示的不是代表性的城市元素和裝飾，而是蔚來新能源汽車。

工作人員告訴《聯合早報》記者，蔚來汽車（簡稱蔚來）是合肥的“土產”，把車子展示在機場大廳C位，能吸引遊客對它進行靜態體驗，提高對蔚來的認識。

合肥是中國安徽省省會，蔚來和這座工業城市的緣分可追溯至2020年。蔚來當時因資金鍊斷裂深陷危機，合肥在公司面臨破產之際拿出70億元（人民幣，下同，約13億新元），換取蔚來24％的股份。這筆救命錢讓蔚來從命懸一線到浴火重生。在兩年內，蔚來實現了盈利，股價也節節攀升，市值一度突破千億元。合肥政府之後對蔚來股份的套現獲得可觀回報。

從長期效應來看，這項投資還吸引了大批上下游企業入駐，包括大眾汽車、比亞迪，以及鋰電池製造商國軒高科等，形成產業集羣效應，使合肥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聚集地之一。

合肥去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74萬輛，在全國排名前五；平均每一分鐘，就有一輛新能源汽車在合肥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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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04_15_676235) 合肥國際機場大廳的正中央，是蔚來新能源汽車的展區，進出機場的旅客可以近距離欣賞蔚來汽車2024款新能源車ET5T。 （林煇智攝）

合肥對蔚來的投資在外界看來是一次成功的豪賭，讓“合肥模式”迎來高光時刻。所謂“合肥模式”，指的是政府以投資的形式吸引大型項目落地，促進產業的集羣發展，實現地方產業升級轉型。

事實上，被外界封為“最牛風投城市”的合肥早在十幾年前就進行過兩次令人驚歎的投資，分別是2008年拿出財政收入的一半投資中國顯示屏製造商京東方；2017年出資超過100億元合資成立半導體公司長鑫存儲專攻儲存芯片研發生產。

兩項投資的成效顯而易見，京東方的落户讓合肥建立起了千億級的新型顯示產業鏈；長鑫存儲則讓合肥在半導體行業上實現從零到一的突破，成為中國少數擁有集成電路全產業鏈的城市。

憑藉着合肥模式，合肥從2012年至2022年地區生產總值（GDP）以年均超過8％的速度增長，並在2020年躋身“GDP萬億城市俱樂部”。合肥去年GDP也達1.27萬億元，同比增長5.8％，高於全國0.6個百分點。

中國總理李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深陷困境、經濟轉型之際，合肥模式成了中國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發展的示範。

全國兩會閉幕不到兩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3月下旬邀請了25家中外媒體到合肥採訪，瞭解當地政府與企業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

來自25家中外媒體的記者參觀合肥的光伏能源製造商陽光電源展示的光伏逆變器。（林煇智攝）

一些平常少讓外國記者參觀的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的新能源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安徽）、以合肥為總部的國軒高科、陽光電源等中國製造業出口“新三樣”企業也為媒體敞開大門，介紹產品和現代技術。

在大眾汽車（安徽）面積10萬平方米、相當於15個足球場大的焊接車間，1000多台多軸機器人正在生產新能源車，龐大廠房因為工人稀少而顯得格外寂靜。

大眾汽車（安徽）焊接車間主管辛克介紹，該車間的自動化率超過90%，整個車間只有140名員工。他説：“我們現在每天可生產300輛汽車，但不久後這個數字可以增加到1200輛。”

大眾汽車（安徽）10萬平方米的焊接車間每日可生產300輛新能源車。龐大的廠房有1000多台多軸機器人，員工人數只有140。（林煇智攝）

幾乎每家受訪企業負責人都強調了公司在創新和技術研發上的投入，以及合肥在產業聚集和人才培育的優勢。

安徽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羅文杉受訪時指出，地方資本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政府能否準確把握市場驅動的產業發展趨勢，而合肥政府能做到這一點，靠的是一支充分了解產業技術路徑的專業團隊。

人才是推動技術創新的主體，合肥擁有眾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在技術界名聲響噹噹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該校培養出近60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平均每一千名本科畢業生中就有一名院士，比例是中國高校之首。

中國各城市爭搶高新技術人才的競爭激烈

即便如此，受訪政企主管人員指出，在各城市搶人才的競爭激烈下，合肥的高新產業人才依然面臨短缺。

安徽省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張雲受訪時不諱言，合肥未來三年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高精尖人才短缺可能達到3萬多人。他説：“這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國軒高科高級副總裁王啓歲也指出，除了高級人才，與新能源領域相匹配的藍領工人也非常稀缺。為解決這個問題，公司不得不與一些高校合作，提前“預訂”這方面人才。

國軒高科高級副總裁王啓歲指出，合肥就業結構性矛盾在公司招聘時突出，除了高級人才外，與新能源領域相匹配的藍領產業工人也非常稀缺。（林煇智攝）

地緣政治的不利因素也增加了合肥向高新技術產業轉移的不確定性。

中國“新三樣”產能過剩近幾個月成為中國與歐美的新分歧點。歐盟至今已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和風力渦輪機發起反補貼調查。一旦調查認定補貼成立，這些產品進入歐洲後將被徵收更高關税。

張雲坦言，歐盟貿易壁壘對安徽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影響，但他也表示全球市場很大，安徽對其他地區的出口也做得非常好，並且隨時可以開拓其他市場。

不過，中國各其他城市想複製“合肥模式”並不容易，一些城市在嘗試過程中“交了學費”，成效卻不理想。

張雲説，合肥模式是建立在安徽戰略疊加的優勢之上，其中包括長三角一體化、中部崛起計劃、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他説，這為合肥提供了創新和產業基礎的優勢，以及較強的地域功能和和戰略空間。

另有分析指出，“合肥模式”能成功，也包括該模式的底層邏輯，有效地兼顧金融回報和社會發展，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地方發展實力，更好滿足當地人民生活的需求。而此前，合肥也沒少受挫折。

例如，作為內陸城市的合肥，曾在2007年以46億元引進中國最大民營船企江蘇熔盛重工，甚至砸重金挖航道解決解決產品外運出路。但隨着航運市場2012年急轉直下，熔盛重工因鉅額債務而暴雷。這次失敗的經驗，證明城市在尋求產業發展時，“逆天”之道不可行。

安徽地方官員對來訪的中外記者介紹“合肥經驗”，右起為安徽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羅文杉、安徽省科技廳副廳長李國陽、安徽省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張雲。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明武主持記者會。（林煇智攝）

羅文杉説，合肥模式能不能被複制，要綜合評估各個地方的產業基礎、人才供給、和對產業的判斷，且一定要因地制宜去做。

“因地制宜”在合肥官員們受訪時被多次強調，這或許是他們這些年投資經驗中總結出的體會。

合肥的經歷證明，除了地方條件的硬實力，幹部也須具備嘗試的膽識和勇氣，並且能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畢竟任何投資決策都帶有一定的風險。但眼下中國多地財政吃緊，風險的承受能力又與地方政府財力呈正相關係，這也意味着合肥模式要在其他城市成功複製將更具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