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靖斐:造夢碌架牀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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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出口發達的國家,碌架牀(粵語,雙層牀)旅館也是暫時安置的貨倉,寄居身份萬千的勞動者。天亮以後,我們有各自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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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快七年,身份接連替換,從短途簽證到學生準證,再到待業半年後終於批下來的工作準證。待業期間的長期探訪準證像塊浮木,抓牢它就可以再漂一陣。求職時常見僱主面露難色,非公民或永久居民難辦啊。但一直找不到工作,又何來更正當合理的身份泊岸。
至今,身份仍適用於各種場合開啓話題:轉國籍了嗎?是永久居民了嗎?換工作、生小孩、買房子都更有利。都是和社會制度的博弈和協商。在匯率升降以外,身份是親切友好的話題,比種族問題和平一些,比水供地鐵等看似民生其實更是政治的問題,温柔一些。
大學畢業正逢疫情,工作和新住處難找。就業市場緊縮,本地人優先合情合理;彼時防疫措施嚴謹,擔心離境增加求職難度,便在島國找一碌架牀旅館住下。旅館地處歐南路,如此便和一直嚮往的中峇魯社區更近一些。
在中峇魯,比高聳的現代化政府組屋更引人注目的,是僅四五層樓高的舊式樓房,或因為建築兩端對稱,如待飛機翼的“飛機樓”。如果名曰“居者有其屋”的政府房屋計劃象徵安居和穩定,“飛機樓”大概還能承諾安穩、做夢兩不誤。與之毗鄰的歐南路,有幾塊歷史記憶。建於19世紀中期,與新加坡中央醫院對望的歐南監獄,在1960年代夷平讓路商住組屋,二三十年後又復拆除——有人認為它旺不起來,是因為舊址陰氣重,既是監獄又是醫院殮房——如今它成為地鐵站的一部分,輸送在島國境內來往穿梭的人潮。
旅館距離那段歷史地景僅一公里餘。這座四樓的建築轉手不久,還沒來得及大展拳腳便遇上疫情,一度成了外籍客工的隔離宿舍。疫情退温之際還無法接待外國遊客,為求生存就先做起便宜長租的生意。我那間房三張雙層碌架牀,因應防疫措施,左右兩側的住客睡下鋪,上鋪放置行李,中間住客則相反。底樓開餐館,賣祿祿串和西式套餐,想象租客也能是食客,如此形成生態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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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從獨立建國到起飛過程堪稱奇蹟的現代國家,付出足夠的努力和智慧,似乎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其發展歷程如同動物到人類的演化,因為生來缺乏尖齒利爪,腦袋遂成強大武器和防禦。更如西醫對症下藥的效率,對比功效及可能的副作用,求其最優解。缺水,便有了新生水。土地不夠,便有了垂直農場,承諾效率、穩定和高質。而隨着際遇,憑着自我條件和籌碼演化,在新加坡國家敍事裏有個專詞:“resilience”(堅韌),而且又可以導向另一個專詞“sustainability”(可持續性)。
當匯率還是一比二餘,老家的人們早將對岸戲稱貴國,其實是豔羨和幻想的投射,像粉色芭比樂園,真空的美好的烏托邦世界。和馬來半島以南的“牛仔鎮”新山相望,它乾淨發達,法紀嚴明,力爭上游就能掙得理想人生,沒有族羣被固打製拒於門外,地區之間沒有户籍問題。不僅對馬來西亞人,對世界各地來説,都如造夢工場。也因它依賴外國資源和人力,人和場所成為彼此的權宜之計。
但它同時如此潔癖。全球各地疫情此起彼落時,新加坡曾為抗疫模範生,感染數字卻在一個月之內從三位數攀升到五位數,主要原因是疫病在客工宿舍中迅速傳播。疫情蔓延中每日播報感染數字將本地人和外籍客工的數字分開計算,外籍客工獨屬“客工宿舍感染羣”,這般“他者思維”一時為人詬病,但這種將數字彼此隔離的計算方式是安撫人心的。在社區活動的人們,遂相信自己和主要感染羣存在安全距離。
住進碌架牀旅館後,它的蟲害問題久久不能根治,從我單獨入住第一天遇到的蟑螂,到後來室友姐姐因牀蝨惹來一身紅疹。另一名室友阿姨怪它曾是客工宿舍,所以不衞生,老闆則怪有人在房裏進食。
為了省電,電梯的營業時間越算越準,從24小時變成朝九晚五,上完夜班回來的室友阿姨整日咒罵。我們的行李一人一樣四散房內。大學畢業生如我,兩箱書、兩箱雜物,一行李箱衣服;阿姨已在為人阿嬤的年紀,仍從事早出晚歸的貨車司機工作,曾每日來回新馬兩地,直到疫情後必須暫住新加坡。在她身上流露的是隨手邊器物形塑生活的堅韌和應變能力,除了塑料椅子是現成的,便是用木板和小箱子搭成桌子,或用木竿架起牀位上無法正常上下開合的櫃門。室友姐姐的生活相對簡單,最重要是上班制服,為確保每天都有晾乾的制服可穿去上班,常須晾掛在碌架牀旁的梯級。她最大的夢想是擁有一輛腳踏車,上班日通勤,休息日休閒。
偶爾帶人上來看房間的老闆,對我們的物品、求全和應變,以及更嫌多餘的理想總是憤怒不已,你們的東西收好些,別把我的地方弄得像垃圾堆,害我租不出去。他的潛台詞簡單,這些廉價擁擠的生活是見不得光的。即使不如短途旅客般光鮮雀躍,反正要擺脱它的不堪前身。在缺乏收納功能的空間索要整齊簡潔,如同斷舍離術的偏執癖好,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原來無比奢侈。
還受象牙塔保護時,很多東西對我來説都是生活必需,直到搬進旅館。書桌,光照,書架,衣櫥,一夕盡失。大瓶洗衣劑變成便攜輕巧的洗衣凝珠;紅茶包、美祿粉和煉乳,變成三合一沖泡粉;行李箱可作飯台電腦桌,牀架階梯是衣鈎——用最少的空間和工序達成生活的目的,最是明智高效。衣服若是不易皺的材質就免熨燙,只把房間當成睡覺的地方,日子就會好過。廚房和煮炊用具也是奢侈的。沒有冰箱便也是種朝三暮四,沒有條件説將來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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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架牀旅館名曰青年旅館,其實客源多種。短暫有過等待組屋裝修的年輕男女,與家人不睦搬出來的本地婦女,但她很快因為這裏欠透風,住不慣碌架牀等原因搬走。相處較久的是室友姐姐。她來自東馬,因為房租驟升,暫時搬到這裏住下,每天上班只需步行八分鐘。還有一名將從護理系畢業出來實習的中國籍學生。
為了更快將牀位租出,碌架牀旅館以暖黃燈光條,妝點陽台和公共浴室鏡子。陽台既設開放用餐區,還有洗衣機和晾衣架,也有青年旅館模樣。然而光看空間不算數,一眾住户傍晚時分愛在陽台圍聚吸煙以及洗衣講恐怖故事,常使我自覺像擲入洗衣機的衣物一樣,被生活吞吞吐吐。倒不是自己的衣服不翼而飛,而是洗好烘乾後搬回房裏整理,竟從中揀出陌生襪子,男女款兼有。
吞吞吐吐以及混融咀嚼。曾看過有人從完事的烘乾機中焦急翻找,最終從褲袋裏拉扯出有線耳機;有人放進洗衣袋再投了幣,卻忘了按鈕,半天洗不出來,可憐了後面的排隊者。潔身自好明哲保身的洗淨,不漏下什麼,也不帶走多的什麼,是可以的嗎?
又如最多五人一組的羣聚規定明明也是防疫措施的一環,如同禁止堂食、牢戴口罩,但圍聚吸煙者多為男丁壯漢,老闆遂又變得好商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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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房裏搭起夠多牀架,旅館把窗口封死,牀架貼牆。我一直渾然不覺,直到某天在對面的巴士站候車時偶然往上看。
缺乏呼吸的房間,瀰漫窒礙與腐敗氣息,待業無事的我經常過着沒有面試的日子,在裏頭睡過太多渾渾噩噩的午覺。相信找到合適的住所和工作,自然可以離開。
當無業狀態還沒有持續太久,還能在對話間故作輕鬆挖出些趣事時,我曾和媽媽説,現在睡的是碌架牀,醒着是在碌架牀。開視訊通話向物理對岸、屏幕對面的她展示住所,左邊是木,頭上也是木,腳前也是木,忽然四肢仿若被死亡堵死無法動彈,一時説不下去。
旅館對面的巴士站通往外面的世界,但相隔四條平行車道。它們或可轉彎駛入中峇魯路,或可通往中央快速公路,也可前向“大坡”區如丹戎巴葛和牛車水,因而晝夜繁忙。滿分的抵達是繞路過斑馬線。然而,滿分和正當有時累人,我總是情願左望右望快步闖越。自由和危險帶來刺激。尤其經過這段必需都成奢侈的日子,後來的我更加喜歡梵高那幅叼着煙的骷髏頭畫,一如我在異國旅館裏更沉迷於泡浴缸,而且經常試圖全身而入:一邊不諳水性,一邊在腦海中把玩所有不幸的可能性,一邊加倍小心。
我曾帶着未受社會消磨的學生氣和無用之尖角,一心與空間和規矩對抗。當時上書店買書,對空間和存款都不友好,但那終究是我當時浮浮沉沉的依歸了。沉甸甸的書扛回房裏,在牀墊上方的小櫃子上一字排開。漸漸接一些自由工作,在堂食規定的來回張弛中尋找空隙,允許的時候到附近的咖啡館工作。開放堂食的日子其實也像放監,久了就會發現,禁足比口罩更讓人窒息,下樓打包更多是為喘一口氣。
和店家面熟起來卻也尷尬。它讓我自慚毫無新意而刻板,愧於順從日子的平凡和秩序。一直到相隔兩年有餘的今天,我還會為吞吞吐吐感到飽脹反胃。諸如電梯、巴士和地鐵,日日將肉身吃下又吐出,人卻沒有變成新的。而我還是深信腸道對生命的巧妙映照和比喻,一端是嘴,一端是肛門,走向毀滅、腐蝕,由盛至衰。
那段渾渾噩噩的缺乏變化的日子,任何改變也會讓人焦慮,無所適從。一邊期待轉機,一邊又開始懈怠沉溺。樓下幾間吃得厭膩,只為飽腹生存而吃,把我丟進另一種茫然的痛苦,甚至開始問室友姐姐:你説人為什麼非得要吃飯呢?彷彿無業之苦,蜷縮碌架牀鋪之苦,都只為那口飯。室友姐姐只笑道,你非要和天鬥。
我和室友姐姐仿若平行時空過着兩種生活,互為迥異,卻如此共存。每晚她與沙巴家人通完視訊電話,見過她可愛的外甥兒女後,我們説得上幾句話,彼此交換睡前故事,也抱怨現狀惡劣與惡老闆,老家之難。
室友姐姐不若之前的室友阿姨睡覺打鼾,醒睡之間對生活盡顯疲態;也不像實習護士室友妹妹對搬離學校宿舍後的生活毫無辦法,天天和家人在電話裏説醫院實習的混亂和不知所措。
終於盼到關卡重開,有人恢復每日來回;房租節節攀升,有人仍咬牙住下,或與房東同住,或湊齊室友租下幾房一廳;成功轉國籍的人安居於此,也忙着説服家鄉的人;不顧“吃兩家茶禮”調侃的人,拿永久居留證而不轉國籍,退休後或能回家鄉養老。
在這座城市可以安居樂業,但也容易陷入循環,慾望極易膨脹而又終究萎靡。如同自由港吞吐貨物,只是中轉站,最後剩下了什麼,我總是看不清楚。漸漸丟掉了政見,罕有戀愛慾望,進食和睡眠困難。
同時,生活逃不出精細計算——出境汽車油缸不能少於四分之三滿,政府為年輕家庭、單身人士和低收入者等羣體量身定製的房屋制度,就業準證(EP)簽發也有嚴謹計分方式,從個人薪資、學歷、技能,到企業的員工多元化程度,本地員工數量和企業“經濟優先戰略”(Strategic Economic Priorities bonus)尚能作為額外加分項。島國如同需要新鮮蔬果的輸入般需要勞動力,嚴格的篩選機制則是為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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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島國寫新聞,多從翻譯英文新聞稿起始。 “Resilience”,即為堅韌,從國防到食品安全和勞動力都希望減少外國牽制。持就業準證(WP)者,經人力部允許才能與公民或永久居民結婚,避免相對短期的特定階級工人通過婚姻獲得新加坡身份。留下來的最正當理由,是生產力和經濟效益,否則人的身體作何意義?
在碌架牀旅館時交過三個月的租,交租時老闆笑臉迎人連連稱謝。其他時候他像個倉庫主,隨意走進那些“他的”房間檢查,只因我們是女子房間,才稍有收斂。
工作和住所定下來後,我開始打包行李,感覺自己像成交的商品終於約定好出貨的日子,等待貨倉大門豁然打開,一道光照向我。選我選我,別讓我在密室倉庫裏繼續閒置,繼續萎靡,繼續一點點衰頹腐壞。也像打開芭比玩具倉庫,裏面全是相同包裝盒,也許外形和款式稍有變化,但同質性顯而易見。
十餘年前,祖父患癌到新加坡醫病,大人們以吃力的匯率換取更好的醫療資源。我隨家人一同越堤探望,發現病人、醫生、護士,以至於醫院餐廳職員,好多都是馬來西亞人。而今,我在這裏尋得工作、住處和生活規律,美甲師、理髮師、美容師、水電工和冷氣維修工,往往能用“同鄉”一詞簡略概括。慣常的那套話題信手拈來——來處,匯率,來了多久,如今身份,家鄉的政策、馬路和水供。憑藉身世和口音打照面相認,還少了冒犯感。
後來,再搬一趟家,新添購傢俱,把必需品一件件要回來:書桌、衣櫃、晾衣架、冰箱、牀架與牀墊……還有美好的、自主揀選的碗盤杯子,以及法式濾壓壺。我才發現,就連傢俱也能從對岸新山免運費寄來。新加坡人每週越堤到新山購物的年幼印象,原來只是單一切面。買與賣,求職或購物,都是在找生活。
誰才是誰的造夢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