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觀察：公路安全最後一里路 | 聯合早報

我國2019年修法，加重對違規駕駛員的刑罰後，本地公路是否變得更安全？

內政部兼國家發展部政務部長費紹爾副教授星期二（5月7日）在國會回答有關公路安全的問題時説，過去五年，造成傷亡的車禍降低約10%。根據這個指標，公路安全情況近年確實有所改善。

但同一時期，致命車禍卻上升了約12％，從2019年的117起增至2023年的131起。不僅如此，每年平均有29宗致命車禍與超速行駛有關。

淡濱尼4月22日發生二死八傷的恐怖連環車禍，再次引發社會對公路安全的深切關注。議員們的提問和發言涉及這個課題的方方面面，包括討論是否應進一步加重刑罰、關注負責執法的交警是否人手不足、建議讓所有駕駛員定期接受駕駛技能複習訓練，以及詢問車禍是否有特定的高發時間段等。可以看出，大家急切地想要找出車禍的根本原因，以避免悲劇再次上演。

費紹爾：多數意外由不良公路行為造成

然而，費紹爾強調，我國對於違規駕駛員的刑罰已經相當嚴厲，交警人數也有所增加。此外，多數意外的發生與駕駛經驗或特定時間段無關，而是由不良公路行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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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05_08_680939) 永續發展與環境部兼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許連碹博士進一步透露，發生車禍的淡濱尼1道和淡濱尼4道交界處，設計不僅符合國際安全標準，而且過去五年沒有發生造成嚴重傷亡的意外，當局也沒有收到與安全問題相關的反饋。

有些事故的發生可以避免，但有些事故卻是真正意義上的“飛來橫禍”，是一些人的脱序或反社會行為所導致的，無法預測，也難以理解。

星期二在國會里的一番討論帶出一個值得省思的問題：我們應該把少數害羣之馬罔顧人命的行為，歸因於個人的自私或不負責任，還是將其視為我國長期以來的不良公路文化所造就的惡果？

工人黨議員（後港區）陳立峯就提到我國公路上一個常見情況：紅燈才剛剛轉綠，就有人按喇叭，示意前方車輛移動，反映出本地駕駛員缺乏耐心的普遍現象。

另一名工人黨議員（阿裕尼集選區）林瑞蓮也認為，本地駕駛文化對高速行駛有一定程度的放任，像是如果按照限速行駛在高速公路最右邊車道，會碰到後方車輛鳴笛並從左側超車。

須導正已經走偏的公路文化

當我們在硬件方面已盡善盡美，幾乎所有可安裝監控攝像頭的路口都已安裝，幾乎所有可採用的技術手段也都已採用，要想進一步提升公路安全，只能導正已經走偏的公路文化。但僅靠政府的力量來改變文化，是遠遠不足的。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對他人多諒解寬容，就不會相互怨恨。我們常説的“公路安全，人人有責”，要傳達的便是這種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態度。但不知從何時起，“責”不再是責任，而是彼此指責，稍有不順就鳴笛或超速以示不快，責任似乎永遠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別人。

實現公路安全的最後一里路在於提升公路使用者的道德和素養，但這並非易事。唯有每個人都能自我反省、提高自我約束、承擔起自身的責任，才能共同營造更加安全和諧的公路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