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書對話謝裕民：小説非這樣寫不可 | 聯合早報

最近馬華作家黎紫書收到一封電郵，邀請她擔任新加坡一個文學獎項得獎者指導老師，她讀了覺得來信的華文語句奇怪，懷疑出自機器之手，於是用谷歌將電郵內容翻譯／還原成英文，似乎就説得通了。她不得不感慨，一個機構要推動華文文學發展，卻連書寫華文邀請函的能力都不足，同時還凸顯了當今寫作必須跟機器競爭的局面。

黎紫書説：“這是不是意味着新加坡今天華文文學的困境又進入另一層次，你現在是跟AI鬥了，以前你可能是要跟馬華的作者鬥一下，看誰厲害，現在你可能要跟AI鬥了。”

這是黎紫書與新華作家謝裕民，5月5日在新加坡草根書室對談時的一段插曲。

謝裕民認為那封信應該一開始就是用華文書寫的，讀起來怪，主要是因為新加坡語言環境使然，華文自帶翻譯腔。謝裕民以中國作家王安憶1991年來新加坡參加國際華文文藝營後寫的《漂泊的語言》為例，王安憶當時就發現參加文藝營的新加坡年輕人華語詞彙貧乏，還被語法限制了手腳。

或許黎紫書感受到的就是類似情況。

延伸閲讀

[黎紫書獲 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大獎

](https://www.bdggg.com/2022/zaobao/news_2022_11_09_567517) [加冷河畔孕育文思 三文化獎得主談新華文學

](https://www.bdggg.com/2023/zaobao/news_2023_08_18_627270) 記者後來向該機構查詢，對方證實電郵是同事直接以華文書寫，其他同事幫忙修改詞彙而成，沒有使用AI或翻譯軟件。

謝裕民：語感很重要

對謝裕民來説，語感很重要。從前新加坡講華語和方言的人多，對語言有一種自然的把握，現在華文華語不普及，人們需要特別學習語法來規範，情況就不一樣了。

謝裕民的非虛構書寫《不確定的國家》講述新加坡這個國家誕生的過程，也揭露建國曆程中新加坡華語社羣與非華語社羣間的矛盾。（檔案照）

謝裕民形容現在新加坡的華語文教育就像放在室內的小花，悉心照料，卻因為室內的種種限制無法成長。反觀馬來西亞的華語文教育，因為處在體制外，野生野長，成就強大的活力。他説，1960年代以前新加坡曾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重鎮，如今這個重鎮已轉移到馬來西亞。

後來有現場讀者提問，關於黎紫書小説《流俗地》使用許多廣東話對白，以及中國新南方寫作中方言的運用，是好是壞。黎紫書回應：北京話不也是方言的一種？讀者長期閲讀帶有北京、東北、四川等方言的作品，甚至賈平凹的“秦腔”，為什麼南方方言出現在作品中就必須特別討論？

黎紫書長篇小説《流俗地》先後在馬來西亞、台灣與中國大陸出版，在中國出版後引起巨大回響，目前已出售版權改編成電視劇。（互聯網）

用對方言就像放對調味料

黎紫書對方言情有獨鍾，她對比廣東話與東北話，前者生猛尖刻，有點惡毒；後者則“太逗了”，具有“歡快的節奏感”，兩者都展現了地方特性。

她説：“我們有我們方言的特性，尤其在地方書寫當中很重要，寫怡保的故事，不能沒有粵語……我的作品也好，林棹（中國作家、《潮汐圖》作者）也好，能讓中國大陸的讀者一新耳目，領略我們的方言魅力。方言一點沒有影響文學本身的素質，而是質感的提升。你方言用對了，就像是在食物裏放對了調味料一樣。”

對黎紫書來説，小説家選擇怎樣的文字風格、腔調、書面語或口語，最重要的是能夠説服讀者：這本或這篇小説非這麼寫不可。

語言教育左右着新馬華文學的發展，而方言不失為新馬作品的優勢。至於如何走出去，主持人、草根書室董事林韋地最後分享他的思考：新加坡的政治與金融政策總是佈局很大，從區域思考問題，但來到文化課題，卻總是把自己想象得非常渺小，拘泥於“我們只有500多萬人”的市場，其實應該善用新加坡作為交通樞紐的特性，串聯區域，擴大新馬華文學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