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靠自己也靠政府 打造更包容社會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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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力部長林瑞生眼裏,李顯龍總理對工友的關注從來不只停留在口頭承諾,而是真正地用心和動腦。
他在受訪時説,當其他國家領導人還在口頭談以最低工資這種表面做法來扶持低薪僱員時,李總理已經在動腦筋解決問題,第一步是在2007年推出就業入息補助計劃,由政府補貼這個羣體的工資。
但本地工友當時面對“三低”問題,即除了低薪外,還有低技能和低生產力。
時任全國職工總會秘書長的林瑞生因此向總理提出,須徹底改造低薪僱員的工作,通過自動化、機械化、提高技能水平等,把他們從“三低”變“三高”。然而,要推動企業改造工作,須給予獎勵。“他(李總理)説沒問題,錢不是問題,撥了好幾千萬元給職總,我們因此實行了重新打造工作計劃。”
後來,職總建立起幫助低薪僱員提高工資的漸進式薪金模式。李總理也在2021年國慶羣眾大會上宣佈擴大漸進式薪金模式以覆蓋更多僱員。林瑞生説:“他對低薪工友的關心不是表面的,也不是短期的, 而是前後大概十多二十年一直在關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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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恩賜認為,李總理主政下的社會政策,與前兩任總理相比,既有延續也有改變。延續的是對創造就業和提高生活質量的強調,改變的則是更重視包容、社會正義,以及在要求新加坡人自力更生與促進社會團結之間取得平衡。
受訪觀察家普遍認同,我國社會政策過去20年經歷兩次重大轉變,一次是在2011年全國大選後,一次是在冠病疫情後。
2013年國慶羣眾大會上,李總理承諾“原本由個人承擔的一些生活擔子,今後將由國家承擔多一些,或由民間團體分擔”。這被視為對選民希望在增長與包容之間找到新平衡點的直接回應。同一年宣佈的建國一代配套和終身健保也影響深遠。
林瑞生説,當時很多國人擔心醫藥費越來越高,再加上人口老齡化,照顧父母的負擔會越來越重。民間流傳一句話:可以死,不可以病。“他(李總理)聽到了這句話,認為這個問題的確必須解決。”
“可以死,不可以病”。前人力部長林瑞生説,李顯龍總理聽到了民間流傳的這句話,認為必須解決國人所面對的醫藥費負擔。我國因此在2015年推出終身健保,進入全民受保時代。圖為林瑞生(右一)2015年5月在由《聯合早報》《聯合晚報》和《新明日報》聯辦的“終身健保與你”講解會上,回答公眾的提問。(檔案照片)
終身健保計劃的特點在於不論年齡和病史,人人終身受保,我國即進入全民受保時代。
但年長者對終身健保有個顧慮,即他們大多已退休,每年仍須付保費。林瑞生説,李總理因此迅速推出建國一代配套,為這一羣體提供額外保健儲蓄填補,助他們應付保費。
這兩項醫療制度改革對於緩解夾心層所面對的生活壓力至關重要。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會研究室主管兼首席研究員馬修博士(Mathew Mathews)指出,向建國一代推出大規模的醫療保健計劃,使他們的醫療費用變得非常可負擔,不僅讓那一代人受益,也讓他們的子女受益。
陳恩賜認為,我國社會政策的轉變,在冠病疫情暴發後愈發顯著。“在我看來,我國已經明顯地從主要強調自力更生,轉向平衡自力更生與社會團結。後者體現在為所有人提供冠病扶持措施上,不同於過去多數的扶持措施必須進行支付能力調查(means testing)。”
馬修也同意,社會政策近幾年更顯著地轉變,一是認識到需為新加坡人提供保障,儘管生活費和消費税增加,但他們可通過消費税補助券等長期政策,緩衝部分增加的費用。另外,政府在終身學習方面進行鉅額投資,包括髮放津貼助人們度過再培訓期,提供更明確的就業保障。政府也確保殘障者、不同性取向者等非主流羣體,能在新加坡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