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嘉峪關選調生離職公務員濾鏡碎了？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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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05

武漢大學一名研究生顧某通過選調生考試，被分配到甘肅嘉峪關工作。她在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記錄了自己從報考到決心離職的心路歷程，表達了自己對加班、工作地點氣候和環境的不滿，還將自己比作失去自由的“黑奴”。

這篇小作文充滿個人經歷和感想，卻引發輿論爭議。不少評論指作者顧某沒有做好吃苦耐勞的準備，就報考了公務員，應予批判，並儘早清除出公務員隊伍。

但也有人説，多數人報考公務員的目的，不就是為了錢多、事少、離家近？為什麼要對考公真實意圖故意視而不見呢？

據中國媒體報道，顧某是武漢大學德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被擬錄用至嘉峪關市直部門單位工作，有一年的選調生試用期。今年4月，顧某已申請取消錄用資格，並得到批准。

武漢大學學生就業指導與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上個星期四（5月30日）接受採訪時，對這一離職事件給嘉峪關帶來的影響表示遺憾，並強調顧某的個人選擇不能代表武漢大學在基層和艱苦地區工作的選調生羣體。

該工作人員強調，武漢大學有超過3000名畢業生成為選調生，其中很多人在中西部地區基層和艱苦邊遠地區建功立業，這件事不會動搖武漢大學選調生紮根基層砥礪奮鬥的信心，更不會改變武漢大學學生有志於到基層工作、服務國家和人民的決心。

嘉峪關市由明長城嘉峪關得名，2023年GDP約382億元人民幣（71.05億新元），在甘肅省14個地級市州中排名第13位。圖為嘉峪關景區。（互聯網）

在引起爭議的小作文裏，顧某透露她是在見識過一些私營企業的嘴臉後，不想錯失應屆生身份的機會，選擇了考公，但歷經辛苦蔘加完甘肅省選調生考試後，卻被分配到嘉峪關市市直單位，“省內最遠的一個地級市”，因此想放棄。她説：“我心向自由，更愛繁華迷人眼，我不能對不起自己。”

但顧某父母家人卻認為公務員穩定、工資高地位高，不應放棄，在她媽媽和親戚每天“幾十個電話，幾十條語音”，甚至“歇斯底里”的勸説下，她接受了嘉峪關的工作。但入職後，顧某很快因受不了加班、當地的飲食和氣候，申請取消錄用資格，即離職了。

這篇文章引發多種批評，有人批評她貪圖享受、不珍惜選調生的身份、沒有擔當和責任感。紅網評論説，顧某不是脱不下“長衫”，只是想舉起“高腳杯”。

選調生被認為是中國公務員中含金量更高的一種。首先在報名階段，參加選調生考試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是中共黨員（預備黨員）、有校級以上獎勵，以及有學生幹部身份等。正式入職後，選調生作為幹部候選人，起點也比一般公務員更高。

前媒體人胡錫進評論此事時説，做公職人員，就需要有服從國家需要，組織讓去哪就去哪的思想和心理構建。

《新京報》評論則指出，比起對顧某本人的批評，更應該反思的是當前社會的“上岸思維”——許多的年輕人、家長都認為進入體制內是最理想的選擇。

這條評論支持者眾多，但也有人問：為什麼會有上岸思維？還不是因為海上驚濤駭浪太多。

2024年，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預計將達到1179萬人，繼續創歷史新高，大學生就業的形勢仍然嚴峻。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4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歲至24歲失業率達14.7%，仍大幅高於總體失業率5%。

財新網星期一（6月3日）在一篇“校招尚未走出寒冬”的報道指出，企業要降本增效，因此更偏好性價比高的社會招聘，減少了校園招聘名額；與此同時，由於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對大學生友好的入門級崗位數量壓縮明顯。

金融、互聯網等行業的裁員潮更增加了應屆生的不安全感。智聯招聘發佈的《2023年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近幾年來高校畢業生擇業的求穩心態正在逐年提升，高校、國企等代表穩定的崗位是畢業生的首選。

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突破291萬3900人，較去年同期的250萬人多了41萬多，同比增幅達16.4%。最熱門的崗位有3572人通過資格審核，僅招募一人。

像顧某這樣優秀的名校畢業生看上去是有選擇的，可不必“上岸”，但若把風險要素考慮上，他們的選擇範圍就會一下子縮小。而在現實中，也恰恰是更懂得如何考試的名校畢業生，更容易通過包含了邏輯、科學、數學、政策分析等題目的公務員考試。

中國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人數不斷增加。圖為2021年11月28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參加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考試的考生步入考場。（中新社）

胡錫進説，隨着年輕人工作難找，不穩定性增高，公職在求職者眼裏被理想化了，它們的一些內在艱辛被忽視了。

的確，上岸之後，基層公務員的工作並非像想象中的“錢多、活兒少、離家近”，可能是正好反過來的“錢少、事兒多、地方遠”。關鍵崗位還需要犧牲旅行自由、在社交媒體上發言受限等；一線人員在特殊時期，加班加點也是常事。

《紐約時報》稱，冠病疫情期間，中國的基層公務員承擔了清零政策的執行角色，成為他們的一大痛點。《解放日報》在上海封城期間的文章直言：廣大基層幹部和一線工作者承擔着繁重的防疫任務，更要努力化解羣眾的焦慮甚至怨氣……被當過“出氣筒”“解壓閥”，感受過身心俱疲。

報道還指出，雖然一些年輕公務員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但也不能保證自己在私企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左右為難。

《南方週末》去年的一篇“當引進的高學歷人才決定離開縣城”的報道也指出，當前不少名校畢業生着急“上岸”，回到縣城的體制內工作，但工作和生活的落差卻很難接受。

報道中的受訪者認為，除了薪資較低、不習慣催婚催生的氛圍，體制內一些工作內容也增加了他們的壓力和迷茫。

其中一名碩士生受訪者説，入職不久，他和同事的工作要遵從一張輪值表，輪到自己時就要一大早趕到辦公室，然後開始各種雜事：泡茶、訂公車、跟拍、打印名牌。在他看來，這份工作並不需要研究生。

同樣的，也有同情顧某的網民問：一個德語文學碩士，去嘉峪關的基層做什麼？許多情況下，明知可能崗位不合適，卻仍在求穩的心態下做了這樣的選擇。

顯然，公務員的工作不適合所有人。民眾期待的是吃苦耐勞的人民公僕，體制需要螺絲釘，但當前從激烈競爭中脱穎而出的優秀應屆生們，卻未必懷着做公僕或螺絲釘的心情。

在考公熱沒降温、錄取人才學歷素質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要思考如何解決年輕人期待與公務員要求不匹配的問題，思考如何通過提升選拔制度，找到意願和能力都更匹配的人才、精準用人，提升年輕公務員羣體狀態。總之，歸咎於一兩個年輕人不願奉獻，是於事無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