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乙康：流行病協議未能達成共識 主因是各國互不信任 | 聯合早報

世界衞生大會落幕，《國際衞生條例》獲得修訂，但世界衞生組織成員國仍未能就磋商兩年的《流行病協議》達成共識。我國衞生部長王乙康認為核心因素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互不信任，並強調小國如新加坡需要的是多邊主義體系，且須以信任當先。

上個月26日，王乙康到瑞士日內瓦出席第77屆世界衞生大會。世界衞生大會是世界衞生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列出世衞接下來一年的政策。

王乙康星期二（6月4日）在臉書發文指出，今年的世界衞生大會別具意義，因為《流行病協議》（Pandemic Agreement）及《國際衞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相關的討論結果相繼在會上出爐。

他指出，《流行病協議》是冠病期間，由部分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和發達國家（全球北方）政府提出的想法，旨在推動各國相互合作，協調行動，以更好地應對下一次的大流行病。“談判過程中，浮現不少問題，導致現在的僵局。但我認為，最核心的因素是缺乏信任，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互不信任。”

疫苗等產品供應不公平 致各國間信任受創

他説，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發展中國家急需疫苗和其他醫療用品，但發達國家訂購的資源卻遠超出本國人口的需求。疫苗和相關衞生產品供應不公平（inequity）的情況，導致國家之間的信任受創，協議因此無法取得進展。

延伸閲讀

[流行病協議未達共識 我國籲加強病原體監測加速疫苗研發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05_31_685625) [黃總理：面對大國競爭及保護主義等抬頭 加強國人認同感應對國內外挑戰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05_16_682653) 但他也指出，諷刺的是，在發展中國家對疫苗短缺深感憤慨時，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高收入國家卻在應對反疫苗運動，而這也加劇了不公平的情況。

除了不公平的問題，1969年頒佈的《國際衞生條例》也是《流行病協議》裹足不前的原因。王乙康説，有成員國因此質疑擬定《流行病協議》的必要。

他説，會上討論出的結果將對新加坡造成不少影響。“新加坡是一個交通樞紐。這意味着任何致命的、具傳染性的新病原體暴發，都會迅速抵達新加坡。即使我們擁有最好的全國疾病應對系統，還是必須為全球的抗疫工作做出貢獻，因為病毒不分國界。”

他舉例説，我國的疾病監測系統、疫苗等相關衞生產品的研發、我國為確保疫苗公平性做出的努力、疫病大流行基金（The Pandemic Fund）的設立，以及我國日前給世界衞生組織捐出的2400萬元，都是我國為全球抗疫工作做出的貢獻。

我國須將信任視為當今貨幣

王乙康強調，國家之間的信任一旦受影響，就容易引來其他羣體的負面言論，包括倡議團體以及虛假信息。“當然，這些言論都不是事實。但若沒有建立信任的氛圍，不實言論也就會大行其道。”

他指出，信任一旦失去，就需很長時間才能重建，而且必須通過實際行動來實現。“一名世衞組織的高級官員曾告訴我，對於全球南方的許多國家而言，尤其是非洲國家來説，他們更希望看到漸進但具體的變化，如醫務人員的培訓和基層醫療的增強。這些會比協議中精心設計的文字更重要。”

王乙康強調，這也是為什麼新加坡選擇通過行動，來表明意向及促進國家利益的原因。“像我們這樣的小國，我們所要的是簡單而明瞭的：我們需要的是多邊主義體系，也必須將信任視為當今的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