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亢不卑面對國家治理的褒貶 | 聯合早報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雷厄姆·艾利森以“西方可從新加坡學到什麼”為題，在《外交政策》雜誌撰文大力讚賞新加坡的國家治理。他以公民福祉、治理以及政治權利與民主三個領域，闡述我國所取得的成就，並感嘆英美兩國在國家治理滑坡的趨勢（全文中譯刊登於6月11日《聯合早報》言論版）。

新加坡在公民福祉與治理的大多數指標方面，都超越英美。例如，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8萬8500美元，比美國的8萬5000美元以及英國的5萬1000美元高；預期壽命83歲，分別比美國的76歲及英國的81歲高；法治得分99分，接近完美的100分，也分別比美國的88分及英國的89分高。

在政治權利與民主方面，雖然新加坡的政治權利、公民自由以及話語權和問責制的得分比英美低，可是對本國民主滿意度、個人政治影響力的認知，以及對政府表現滿意度都比它們高。

艾利森指出，主要領域的表現顯示新加坡的治理水平比美國與英國高。他調侃説，美國和英國的選民可考慮把未來四年的國家治理工作外包給新加坡執政黨，以讓他們反思替代的國家治理模式所可能帶來的好處。到了2028年選民再次投票時，看看他們是否會讓該黨再執政四年，還是恢復現行的制度。

這名美國學者對新加坡國家治理的讚賞，一方面是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認可與羨慕，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對西方國家近期出現的政治亂象以及資本主義弊病的深刻反思，並對替代治理模式的渴求。

艾利森呼籲西方向新加坡學習，並非是荒野中的呼聲。在2019年，時任英國外長亨特指出，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翻了15倍，超越英國。他説，新加坡對教育制度、基礎建設的長期投資以及確保國際競爭力的戰略，值得英國學習。

新加坡是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彈丸小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吸取先進國家的經驗，但在國家治理方面走自己的路。新加坡是亞洲社會，強調羣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小國家，大政府的治理模式意味着個人權利受到較大的限制，但國人換取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與安全。

對於信仰自由主義的西方媒體與學者而言，我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乃是建立於犧牲言論自由與政治權利之上，他們認為政治的威權主義最終會制約經濟發展，使新加坡的“經濟奇蹟”以及一黨獨大的局面難以為繼。

隨着新加坡經濟發展與人均所得提高，我國在建國短短幾十年內從第三世界晉升第一世界。中國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借鑑新加坡的國家治理經驗，“新加坡模式”這個名詞應運而生。最近幾年，西方發達社會反思他們面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時，也將目光轉向新加坡。

即便如此，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由主義者而言，要向彈丸小國學習，在意識形態以及心理上都很難調適。西方媒體仍然不時會以他們的尺度，對新加坡的國家治理冷嘲熱諷。

在黃循財即將接任總理之際，《經濟學人》雜誌在一篇評論中指出，未來的大選對新總理是個重大的考驗，但人民行動黨仍將獲勝。它將此歸因於人民行動黨強大的政黨組織、對反對黨的“無情打壓”、“温順的媒體”、良好的治理記錄以及把黨的生存等同於新加坡的生存。

我國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在臉書發文反擊，指《經濟學人》“無法抗拒”嘲笑新加坡，是根植於英國“評論階級”潛意識深處的一種本能。他們無法忍受曾經殖民過的國家如今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比英國好。

總體而言，新加坡的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已經達到或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對國家治理模式的最佳肯定。外界對於國家治理的褒貶，新加坡無須妄自菲薄，但更不應狂妄自大。

我國今天的成就得來不易，要維持下去更具挑戰性。在國家治理上，我國有必要繼續採取務實及靈活應變的態度，應付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並滿足不同世代的要求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