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國豪：霸凌行為沒有善惡的對立 | 聯合早報

關於校園霸凌的報道，對國人來説有時很難理出頭緒。畢竟，我國教育部在2022年的調查顯示，新加坡學校的霸凌案例保持穩定和罕見的狀態，在中小學，每1000個學生中只有二至五個案例。但是，我們在現實中遇到的校園霸凌事件卻有增無減，與數據有所突入。許天瑜的《要向霸凌説“不”》（6月5日《聯合早報·交流站》）就指出，霸凌行為在本地日漸嚴重，對未成年學生的打擊不可逆轉，並以身邊朋友的經歷敍述了受害學生心理上的煎熬。

較早前，《中國教育部要求在學校隱蔽場所裝監控防校園霸凌》（6月1日聯合早報網）也把霸凌行為推到浪尖。中國教育部要求各學校在樓道、天台、儲物間等隱蔽場所，做到視頻監控全覆蓋。這種有震懾性的防範校園霸凌行為，除了引發很大的爭議之外，更反映校園霸凌行為在全球的嚴重化。如果我國校園真的要説幾乎沒有霸凌事件，學校、教師和家長或許沒有仔細覺察。不敢説、不敢問、漠視和處理不夠慎密，都是霸凌日漸嚴重並一直不能根治的“隱形誘因”。

霸凌行為這麼難解決，可能和我們一直怪罪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但對他們的瞭解卻少之又少有密切關係。被霸凌者常被標籤為“軟弱無能”，但是所謂懦弱的行為，有時是因為被霸凌者不想霸凌者被懲罰而心軟，而非性格上的缺陷。台灣親子溝通作家羅怡君就曾説過，被霸凌的孩子，往往都有霸凌者渴望的特質，如：愛、堅強和善良。我們不應該只看到被霸凌的孩子身上的缺點，而應該去鼓勵和激發他們無私的愛和敦厚善良的品性。當教師和家長以“三歲定八十”的思想，把孩子看成不堪一擊的受害者時，我們也失去一個教導他們用愛温暖人心和感化他人的機會。孩子並不脆弱，脆弱的是害怕他們受傷的人。如果學校和家庭淪落到害怕並不敢問被霸凌者時，孩子會一直都孤立無援。他們只能摸索，甚至還會因此依賴適應不良性調適策略（maladaptive coping strategies）如：自殘、濫用藥物和自殺幻想等方式，來應付霸凌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