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素君：家族史 | 聯合早報

許多新加坡華人南來時，沒有攜帶宗祠的記錄，來到此地重新開始，過往是一張白紙，也許是好的開始。離開了宗親的紐帶，自己有了後代子孫，白紙上又有了敍事的可能。子孫如果追溯南來的先輩，過往不再是白紙，而是充滿故事的長卷。

我在二十出頭時，祖父突然去世，而祖母在我兩歲時就逝世了。曾祖母的葬禮我卻有印象，只有六歲的小身軀穿起又熱又發癢的麻布衣，跟着眾人跪拜，看到這麼多親戚哭泣，只有不解和好奇。

這三個和我血緣很深的人，入土後被分散在各地，祖父因為怕火，生前囑咐一定要土葬；祖母和姑婆葬在馬來西亞的南亞港（Teluk Sengat），曾祖母的骨灰在新加坡某處的骨灰塔。若干年後，我才知道，先輩中還有祖父的兄姐，也在這裏留下他們的足跡。

萌生寫下先輩事蹟的念頭，讓他們的足跡能夠顯現在記錄裏，抵禦遺忘。但是阻礙重重，不是自己安排不出時間，就是可以口述歷史的姑姑沒空。這個意念拖沓了一年，看似遙遙無期，卻是冥冥中註定，分散各地的親人遺骸，最終在柔佛的寺廟“重聚”，而他們的故事就在大姑的娓娓道來中漸漸浮現。

祖父名字是蔡木豐，伯公叫蔡森林，名字都與“木”字有關，多半是因為族譜到了他們這一輩，都要有“木”字，但是我覺得可能也寄託了紮根茁壯的希望，而兩個人註定離鄉背井。祖父是二房所生，從小曾聽説他是離家出走的，而且誓不返鄉，像是戲文展開的起點，或是坎坷歷程，或是到最後衣錦還鄉。但生活不是虛構，沒有整齊的曲線，祖父從潮州揭陽市大西村出發，輾轉到了泰國，和兄弟失散，再來遠在南洋末端的石叻坡（新加坡舊稱），再去南亞港，最後終站是現代的新加坡。又有另一説法是，他二戰之前來新加坡投靠開雜貨店的大哥，後來又再回家鄉，因不習慣那裏的生活而重返石叻坡。

祖父的蹤跡飄忽，有很多疑點，是那個漂泊年代的緣故。他是二房所生，是否被其他兄弟歧視？為什麼年老後都不願回家鄉探親？只是含糊地説那裏的親戚都是要錢建房子（又有人説祖父的父親鴉片上癮，散盡家財，這也是許多家庭在清末民初的共有悲劇）；背後的許多故事已經無從考證。

他的生母叫郭淑儀，我的媽媽也姓郭，這些無謂的巧合有時讓人驚喜。

可是如果祖父曾在石叻坡的雜貨店打工，他後來回家鄉又復返，很可能做了街邊小販，賣的是番薯清湯。姑姑自小就聽她的父親説番薯要鬆軟美味，得隔夜泡水再煮；這是做小買賣時的竅門；記得小時候農曆新年去柔佛拜年，最期待的是抵達時，吃一碗祖父大早煮的清湯。

可是後來他突然離開石叻坡，聽説是犯了法。記憶中的祖父憨厚，甚至有點膽怯，很難想象他觸犯法律。可能是“走地牛”被警察抓，付不起罰款而潛逃，但他輾轉到了馬來亞的南亞港，遇到了祖母，就此開枝散葉，完成了他“木豐”名字裏二字的一點宿命（這裏還有一件事永遠成謎，我的爸爸，即我祖父母的長子，是在石叻坡出生的）。

曾祖母在馬來村莊裏開雜貨店，專賣馬來人抓來的魚蝦和其他雜貨。後來舉家搬遷到華人聚居的地方，就以養豬為主。曾祖母是個養豬達人，常將香蕉樹砍下剁爛，加入豬飼料，把豬養得特別肥美，日子過得還算不錯。曾祖父母的許多子女中，只有我祖母一個女兒，而且是長女，可能有點驕縱吧，看到初來乍到的祖父，可能因為都是潮州人，看祖父雖無親無故，但人還算老實，就把掌上明珠黃榮香，嫁給了他。

祖父和祖母就住在岳家附近，整條街都是賣菜的，隨便走一圈，就可以低價買到蔬菜。在那個時候，若是回到家看到桌上只有馬尼菜或番薯葉，就知道祖母那天手氣不好。曾祖父收馬票，但是自己不賭博，唯一的女兒可能因為自小家裏都是弟弟，慣做大姐的架勢，並不忌諱在男人出沒的地方下注，她自己雖是個中高手，卻不敢讓父親知道，畏懼父親，不怕母親，可想曾祖母有點溺愛祖母吧。

據説，曾祖母名叫阿喬，知道點歷史典故的人，自然聯想到大喬小喬這傳説中的東吳佳麗。我印象中的曾祖母，已經將近八十歲，總是整整齊齊，梳個銀白的小發髻，臉上塗了薄薄的茉莉粉，臉挽得很乾淨，很少説話，不怒則威。她沒有什麼皺紋，皮膚很白皙，年輕時應該有着典型潮州女人的清秀。媽媽説她很傳統，每天早上要喝媳婦親自端來的咖啡，家裏三餐都是男人先吃，女人才可以動筷。祖母去世那年，媽媽和爸爸到南亞港奔喪，所有媳婦和孫媳婦因為家裏辦喪事，要在廚房站着吃飯，連身懷六甲的媽媽也不例外。

後來聽説她很喜歡到我媽媽表姐住處閒話家常，而且坐到黃昏才返家。這已經不是她在南亞港的家了，因為兒子出來剛獨立的新加坡創業，新寡的她也來到陌生的環境。因為很孤獨吧，正好她的兒子是向我媽媽的外祖父租了房子住，左鄰右舍最健談的就是那位表姐了，邊洗着衣服，邊和她聊天，説着她熟悉的潮州話，略解了鄉愁。

雖然孃家生活尚可，但因為畢竟是嫁出去的女兒，又有點好玩，祖父母兩夫妻的小日子不見得很好過。每到紅角蝦的季節，祖父就到海里抓紅角蝦貼補家用。他必須徹夜站在海水裏，在微弱的煤油燈下找尋紅角蝦的蹤跡，然後用碗蓋住，一個一個抓起。這麼辛苦的勞作，因為祖父慢性子，脾氣好才能忍受得了。

相對於祖父的踏實（可能會被看作木訥），祖母顯得機靈，她無師自通，用炒鍋和木炭就可以烘培出洋人才吃得到的牛油蛋糕。祖母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是很懂草藥，會抓“蛇”（帶狀皰疹）。先是找到一生兩頭的“蛇頭”用針紮下去，水泡就會消，街坊鄰居都喜歡找她幫忙緩解病痛。她膽子很大，敢幫人接生，村裏只有一個接生婆，如果生病或出勤，沒人接生，祖母就會頂替。當時她還知道剪刀容易生鏽，如果用來剪臍帶，傷口容易感染，就砸碎碗，用碎片割斷臍帶。

那時住在鄉下，小孩子踩到鐵釘或被蛇咬是常有的事，可是祖母的小孩沒有因為感染破傷風或中毒而喪命。孩子只要有意外，她就迅速擠出血，不斷拍打腳板逼出毒液，然後大葱加粗鹽攪碎，敷上去，好像就不藥而癒。可是祖母后來五十幾歲得了高血壓，不肯吃西藥，自己用中藥醫治，最後還是爆血管走了。風風火火，急性子，決定她一生的曲線，也決定了她最終的結局。

在我模糊的回憶中，兩歲的我在搖籃裏，祖母俯身看着我，我立即大哭。長大後一直疑惑，嬰兒怎麼可能有記憶？後來想想，難道是祖母的靈魂來道別，只有還沒有意識的孩子看得到她，或許哭是因為我知道她已經不存在人世間了？據説我的名字是她起的，不是“淑”，可能她不求我長大後賢淑，後來選了“素”，希望我忠於自己的本質天性；“君”是潮州人給女兒取名字偏好的字。我腦海裏雖然沒有和她相處的片段，但是我的名字有着她的印記。

當然，新加坡華人的祖輩都有日治時期的故事，我家也不例外。那時上述的所有人都在南亞港，我的祖父母還沒有結婚。那些日本人也不知道是屬於準備從柔佛下新加坡的軍旅，還是留守邊界的。曾祖母拿好的生鮮討好一些比較友善的日本軍，如果日本軍要來圍剿女孩，他們會先向我曾祖母通報消息，祖母和其他女孩就揹着一桶餅乾上山躲藏，直到危機解除。

祖父廚藝很好，滷鴨滷得特別香，連媽媽都説他走之後，吃不到這麼正宗的潮州味了。廚藝也救過他一命，在無法考據確定的情況下，日治時期他幫日本軍煮伙食。雖然不諳日語，只是炒些小菜，也不會煮什麼日本菜餚，只為求存，日本軍可能看他是老實的平民百姓，就沒有加害於他。

大姑的童年記憶中，南亞港有蜻蜓季，漫天美麗的蜻蜓，如果不幸被小孩抓獲，綁上紅繩，像風箏放飛，可是無心的孩子有時扯得太猛，蜻蜓會斷成兩截。生活的殘酷，美麗的瞬間，是貧窮動盪年代的寫照。那個很難有分明對錯的年代，那時代的人只為了能夠活下去，而我的家族史沒有什麼時代的巨人，只有平凡的人生和零星的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