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娜：從紅頭巾壁畫談談對藝術的有形和無形限制 | 聯合早報

近日，橋南路一幅紅頭巾壁畫引起爭議，從有關新聞報道中，可以得知反對壁畫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紅頭巾的形象問題，“此紅頭巾形象不佳，沒有勞動者的樣子，甚至像妓女”；二是抽煙的問題，市區重建局認為畫中紅頭巾抽煙的行為不符合衞生部鼓勵的戒煙立場。其實在早前的新聞報道中，這幅紅頭巾的創作者肖恩（Sean Dunston）已經對自己的創作做了充分的説明。至於藝術家如何表現其理解的紅頭巾，是藝術家應當享有的自由。這場爭議也不禁讓人想起，前幾年百勝樓書城地面“書本滿溢”畫作和唐城坊中秋時的“無臉玉兔”所引起的那些爭議。可見，藝術創作人在本地仍面臨着輿論裏許多“無形的”限制。

朋友送我幾箱香港舊雜誌，裏面有一本頗有年代的《老夫子》，書頁雖黃舊，卻不減閲讀興致。其中有一篇四格漫畫題叫“就地取材”。大意是老夫子在寫生，警察説：“你怎麼能站在馬路中間寫生？”老夫子卻認為警察破壞了他的靈感便襲擊了警察，接下來他只好“就地取材”，畫看守所的欄杆了。老夫子站馬路中間畫畫，又襲警，當然是罪有應得。但看到這則誇張的漫畫故事時，我也不禁想到，在香港生活那些年，寫生者的遭遇。凡是在路邊寫生、在公園寫生的人，都常常遭到投訴，被斥為“阻街”，意為阻礙交通。這些是對藝術“有形的”限制。

當我來到新加坡之後，發現這裏的人相對於香港來説，對寫生者的態度是寬容的，人們幾乎可以在街上任何一個地方寫生，濱海灣公園付費才能進入的花穹裏，也常常有人在寫生。這讓我以為新加坡是一個對藝術寬容的國度。然而，我起初只看到這些有形的方面，後來才感受到，對藝術那種無形的限制，比起有形的限制，更加令人難過。尤其是看到對一些展示在公眾場所的藝術作品的議論，讓人恍然以為穿越到前現代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