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娜：華文學習中的“有情”與“事功” | 聯合早報

“有情”和“事功”作為相對的概念，是中國著名作家沈從文於1952年一封家書中提出來的。當時，他在四川內江參加土改，從垃圾堆裏找到一本《史記》，挑燈夜讀，有感而發。他説：“諸書諸表屬事功，諸傳諸記則近於有情。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學！”“對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會中‘事功’相背斥，易顧此失彼。管晏為事功，屈賈則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無能’。現在説，且不免為‘無知’！”他肯定了《史記》中“有情”的部分，認為時人只注重“事功”，是因為人們太“無知”。在這封家書中，他也批評了當時的教育，“猶未能深一層理會這種功能和情感的差別性，只強調需要，來綜合這種‘有情’與當前‘致用’之中，是難望得到結果的。”

前不久於香港城市大學主辦的一場“文史對談”中，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也提到沈從文的人生道路和這封家書。當時討論的正是文學的力量，因為“有情”，文學才有了永恆的生命力。我於線上聆聽這場講座時，卻想到現在新加坡的華文學習現狀。我認為，孩子們正是因為沒有感受到華文中“有情”的那個部分，才無法建立起對華文的感情和興趣。學校華文課程又比較注重實用性，沒有餘力去探索華文和華文文學中“有情”的部分。

先於王德威發言的是香港城市大學的鄭培凱，他也是前城大中國文化中心創辦人，他們都是鍾情中華文化的老一輩學者。鄭培凱説，他們老一輩做中文文史研究的學者，最開始讀的都是外文系，學的是西洋語言文學，後來都把興趣轉向中華文史研究，和小時候的成長經歷有關。鄭培凱成長於台灣，小時候父親讓他學書法，也讀古書，這讓他對文字應該如何表達產生興趣，也對文學產生興趣。但那時候，台灣大學中文系強調的是“經學”和“小學”，也就是訓詁、文字、音韻這些，與文學毫不相干。因此他讀了外文系，以為和文學關係更近，沒想到當時的外文系也不教文學。於是他大三又去讀了歷史，後來去國外留學也讀的是歷史。因為那時，他就體悟到了“文史不分家”的古訓是多麼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