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家庭需求調查報告幾點啓示 | 聯合早報

新加坡管理大學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家庭需求調查”和“基本需求公眾認知調查”顯示，本地人對生活必需品和要素的認知是務實和物質化的。由社會及家庭發展部資助，用兩年完成的調查，在本地是首次，意義不小。除了對國人在生活需求上的認知有所瞭解外，也能讓社會輿論的相關討論更有所本，不止於陷入各説各話的尷尬。調查揭露本地人務實和物質化的生活觀，在社會日益富裕的當下，不乏啓示意義，為日後的政策制定提供寶貴的參考數據。

不同收入、住房類型和年齡層對生活需求有不同的認知，這很自然；畢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與生活環境，必然導致人們有五花八門的需求認知。但總體而言，本地人的生活需求主要集中在滿足物質慾望的層面，九成以上受訪者所認定的10大需求，離不開衣食住行，包括冰箱、公共交通和擁屋。收入較高階層的生活需求，似乎更接近普通人所定義的奢侈消費，比如每個月上餐館至少一次、每年到東南亞國家旅遊一次、按摩、付費串流服務等。

從公共層面觀察，公眾對生活需求的看法符合常識，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幫助無法負擔的人滿足温飽、住宿和醫療等基本生活需求，但要維持較體面的生活水準，如擁有冷氣機或上餐館，有超過六成的人認為這是個人責任。換言之，社會過去在討論貧富差距以及生活費壓力時，缺乏足夠的實證基礎，因而容易流於主觀色彩較濃，言人人殊的困境。調查結果相信能為今後的討論，提供相對明確的事實基礎，有利於決策者和廣大民眾凝聚共識。

調查發現，本地社會心態普遍健康，嫉妒成功者的“相對剝奪感”並不強烈。最低收入羣體（家庭月入介於零元到2499元），平均缺乏5.3樣生活所需，高於其他收入組別平均的1.6至3.4樣。當中主要的是相等於半年開銷的應急儲蓄（佔24.1%）、相等於三個月開銷的應急儲蓄（16.2%），以及每年到東南亞國家旅遊（11.3%）。相較於每年去旅行、偶爾按摩服務、度宅假，更多人把應急儲蓄視為生活所必須，反映一種未雨綢繆的正確且負責任的價值觀。

在這些實證基礎上，公眾關於社會公平、貧富差距以及政府角色的討論，應當能夠更為理性客觀。公眾對於生活需求充滿常識的認知，表明他們知道貧富差距和貧窮是兩回事。每個人不同的天賦、能力和際遇，意味着他們的後天成就必然不同，在收入和財富上自然出現差距。這樣的差距非但不應壓制，反而須要鼓勵——唯有激勵有能力者發揮潛力，才能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政府所應當做的，是確保人們的基本生活保障無憂，也就是減少貧窮的困苦。

另一個理應得到重視的調查結果，是本地人或許太過務實的生活觀。不少民眾覺得，若政府需要把更多資源用在改善貧窮，則不妨削減在藝術與文化、體育和遺產保護方面的開支。這反映國人在認知上的偏差。雖然“衣食足而知榮辱”是人之常情，但社會也須推崇“貧賤不能移”的認知和道德品格要求。這就必須更加重視文化藝術和體育等非物質生活需求。出現偏差的因素相對複雜，部分或許同建國時期的濃厚憂患意識和所衍生的政策有關。但隨着社會日益富裕，人們對生活需求的認知也必須有所提升。

社會富裕的一大副作用，就是物質和精神生活比重容易出現失衡。一味側重物質生活成就，會導致各種弊端如心理健康問題、對極端思想缺乏防禦力等。因為人天生不能沒有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包括對未來的想象以及對超越性的探究。如果缺乏精神需求乃至宗教信仰，人們就更傾向於在世俗的政治身份認同等意識形態尋求替代品。個人自我激進化案例頻發，乃至更多年輕人向精神醫生求助，都是這一失衡現象的症狀。因此，未來在定義“基本需求”時，或許要有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