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振需求不減 “雙減”三年後中國教培行業重出江湖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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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內環一棟不起眼的五層大樓裏,接學生的家長、送餐的外賣員熙熙攘攘地往三樓奔去。中午的課鈴一響,孩子們的嬉鬧聲、家長的叫嚷聲頓時充斥整個空間。
是的。這裏是一所教培機構的所在地。大樓外沒有任何標識,只有電梯旁一塊不起眼的指示牌,低調地引導家長們到孩子上課的地方。
一轉眼,中國政府出台“雙減”政策,勒令減少全國中小學作業負擔、關停營利性校外補習機構已三年。根據中國國務院在2022年發佈的“雙減”報告,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數量,由12萬4000個壓減到4932個,壓減率96%,反映行業整體陷入沉寂。而今,在這個家長需求依然殷切、各地政府急需提振消費的夏天,補習行業正在低調中重出江湖。
《聯合早報》上週走訪上海多家教培機構發現,今年面向中小學生的暑假課十分緊俏。其中兩家大型教培機構的暑期課已基本滿員,望門興嘆的家長只能等來臨的秋季學期。
個體户式的私人補習老師的業務也多得也忙不過來。在江蘇省經營英語培訓工作室的英語老師劉小芸(化名,32歲)告訴本報記者,為了應對翻倍的學生,她專門增聘了兩名老師,但仍有學生排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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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記者走訪也發現,當前火熱的暑期課許多是被包裝成素質教育——即思想道德、能力與個性培養課程,掩飾學科補習的主要目的。比如數學課被叫作“邏輯思維”,語文課成了“人文課”“博文美育”,英語課則化身“語言課”“彩虹與故事會”。
兒子上小學六年級的上海房屋經紀王斌(化名,34歲)受訪時説,上海家長對於教培機構這種“巧立名目”的操作已不陌生。
從主要教培公司財報上看,數據顯示多家企業的業務都見起色。新東方上星期三(7月31日)發佈的最新財報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集團學校及學習中心同比增加277間,教育新業務營收同比增長50.3%,非學科類培訓報名人數約87萬5000人,比上一財季增加146%。
其他市值靠前的教培公司好未來、學大教育、昂立教育,最新公佈的業績增長也達到35%至50%。
補習其實從未完全中斷 私教課程反而更貴
受訪家長坦言,過去三年學校雖然禁止學生上校外學科類培訓,但許多家長還是想方設法讓孩子接受私教補習,結果花費比到教培中心或補習學校更高。
王斌的兒子目前在私教家中補英語,他身邊的家長也多少都會給孩子報一到兩門課。上海外企職員王女士則為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報了語文私教課。
王女士受訪時説,學科培訓在上海“一直沒斷過”,只是改了名稱或形式,或從線下轉到線上。
她透露,即使家長不主動,當孩子成績落後時,班主任也會暗示家長為孩子安排課外培訓,“畢竟班級成績會納入老師考核”。
在學費方面,王女士的女兒過去上大班課,學費為每節100元(人民幣,下同,18.5新元),現在上私教則是400元,貴了三倍。
配合“雙減”政策,中國官方2021年曾推出學科類校外培訓政府指導價,由各地自行定價。北京和上海當時將線上課程收費標準定為每課時(30分鐘)每人20元。
不過《聯合早報》發現,目前教培機構的收費遠超這個標準,35人大班課兩小時收費可達250元,八人小班課收費更是高達440元,人數越少學費越高。
分析:地方政府缺乏強打教培動力
這一波校外教培行業的回暖,除了市場需求外,也有中國大環境的原因。
在江蘇開工作室的劉小芸説,當地教育局雙減辦公室曾透露“7月放開”的消息;上海一家教培機構的課程顧問也在電話中稱,“政府已經在慢慢放開”。另一家機構則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機構能提前收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有消息會提前停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長熊丙奇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指出,有的地方教育部門目前採取默許態度,一方面是因為家長有學科類培訓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是考慮到經濟環境等諸多原因,只要家長不舉報、不出現退費糾紛、媒體不報道,就可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中國國務院官網上星期六(8月3日)發佈促服務消費“20條”,教培消費被作為需要激發活力的“改善型消費”列入其中,提出要推動職業教育、社會培訓、非學科類公益課後服務,但未提到學科類培訓。
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商學院副教授傅方劍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分析,三年前“雙減”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存在打擊面過寬的問題,官方這次在“20條”中放開大部分教培消費,可看作對過去一刀切政策的糾正。
傅方劍指出,上述“20條”未提學科類教培,顯示官方不鼓勵的態度,即不會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放棄當初整頓學科類教培、保證教育公平的初衷。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官方不會明文撤銷當初的“雙減”文件,但當前的經濟形勢為教培行業的重生提供了客觀條件。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內需不振,教培行業是促進消費的一個重要環節,地方政府面對穩增長與保就業的壓力,考慮到整個經濟形勢和市場信心,不再具有像三年前那樣打壓教培行業的動力。
中國經濟學者、遼寧大學特聘研究員陳波受訪時分析,官方“不管制就是放開”,只要有市場需求在,就會有企業生根發芽。
另有觀察人士點評,當一項政策無法明顯判斷其好壞,監管上又難以執行時,較好的做法是先放開,之後再通過行政糾錯進行調整,“最不好的情況是在立法層面不承認其合法性,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又縱容,這帶來的結果就是選擇性執法和普遍性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