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木：搭建南洋文學橋——記寒川 | 聯合早報

2004年，基於新華作家寒川對印度尼西亞華文文學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印尼華文寫作者協會（簡稱印華作協）頒發印華文學功勳卓著獎給寒川。20年後，也就是2024年7月下旬，印華作協頒發印尼文壇貢獻獎給寒川。寒川在推動印華文學的同時，也帶動了新印華文文學的交流乃至於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

編寫母校華中、南大與原鄉金門

與許多傳統華校生一樣，寒川的文學啓蒙與編輯之路起步甚早。1968年，在華僑中學唸書的寒川充分展現藝文才華：擔任《藝瀾》壁報主編，參與畢業特刊的編務。

多年後，寒川通過主編《華實串串：華中華初文藝紀念集》（1993）、《華崗依舊：華中華初校園生活回憶錄》（1999）和《華中百年情》（2019）等文集的方式，回報母校華中。它們承載着無數如寒川的校友對母校、師長與昔日同窗的深厚情誼。

1993年3月30日，《聯合晚報·文藝》發表寒川《華實串串，串串華實》一文，他在文中感慨地寫道：

“華中創校於1919年，至今已有73年的歷史。作為曾經是東南亞最高等學府的華中，校友滿天下，在各領域疆場為社稷、為國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文藝園圃裏，我們曾經有過一批的園丁，以血汗在這塊土地上辛勤地開墾着；一些也還在繼續耕耘着——儘管文藝這碼事，在這商業社會里並不令人重視。”

1969年至1972年，寒川就讀於南大中文系，既主編中國語文學會出版的文藝刊物《北斗》兩期和《中國語文學報》第四期，也主編佛學會出版的佛學刊物《貝葉》第六期。

寒川對南大母校之情，可從兩首詩看出來。1995年，他以《愛情三部曲》為題，寫下詠歎南大的組詩。2012年，他愛護母校的心意未減，創作詩歌《牌坊獨語》，為帶有原罪之名的南大牌坊伸張冤屈，同時也借喃喃獨語宣泄心中煩悶。

1950年生於金門的寒川，5歲離開原鄉，隨母親坐軍機輾轉來新加坡與父親團聚。自1980年的《童年·金門》開始，寒川對金門的詩寫就未曾停止過。2002年，年逾半百的他首次回返金門，無情的戰火已在他的記憶深處成了歷史塵埃，他寫下《古厝》之一、《古厝》之二和《風箏》三首離散詩。

在《古厝》之一的附註中，寒川寫道：“五歲離開金門，幾近半個世紀始能回鄉，第一想見的，是當年母親生我的地方。”簡單的內心陳述，可感受到金門之於寒川是生命的原始之地，是永遠抹不掉的生命臍帶。

2005年，金門會館文教部出版由寒川主編的《新加坡金門籍寫作人作品選》。他在後記中説，2004年，金門會館文教部邀請本地金門籍寫作人舉行交流會。“席間，大家興致勃勃，咸認為應該出版一本新加坡金門籍寫作人作品選集，以反映此地金門籍寫作人的文學情感與生活閲歷，並彰顯金門籍寫作人在新加坡文壇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主編這本書，是寒川回報原鄉金門的方式之一。

情繫新加坡與東南亞

寒川的文化編筐工作是先立足於新加坡，再輻射到整個東南亞。

1977年8月，寒川主編的綜合性雜誌《挺進報》創設《亞細安文藝》欄目。相信這是新加坡最早增闢東南亞華文文學欄目的華文刊物，可見他對本區域華文文學的重視。當年27歲的寒川在《編者的話》中説：

“這些日子來，強調亞細安合作始終是亞細安五國的重要課題。亞細安國家固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必須採取合作態度，在文化方面也應該互相認識與瞭解。本報特闢《亞細安文藝》走廊，便是讓讀者有機會了解亞細安國家的文藝創作情況。”

三個月後，署名黃梅雨（李錦宗）的馬來西亞作家在《亞細安文藝讀後》一文中回應説：

“《亞細安文藝》的推出可以説是東協（編按：亞細安也稱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南亞國家聯盟，分別簡稱東協、東盟）華文文壇的創舉！這種做法值得加以提倡，以便促使東協五個成員國的文學交流，進一步聯絡這個區域的寫作人之間的感情。”

1990年，隸屬於武吉知馬民眾聯絡所的錫山文藝中心成立，並在隔年出版《錫山文藝》創刊號。從創刊號到2018年的第49期，寒川擔任審查最後排版的編務顧問。

2003年至2005年，錫山文藝中心、新加坡作家協會與新加坡文藝協會攜手編錄《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寒川在這項文化工程中兼任工委會秘書和編委，與主編駱明和其他編委緊密配合，執行卷軼浩繁的編錄工作。

2012年至2016年間，由於兼任錫山文藝中心主席，寒川更近距離地參與《錫山文藝》的編務，親力親為地執行出版後的運送工作。在他的建議與組稿下，這四年內出版的《錫山文藝》第38期至第45期，皆闢有《東盟園地》欄目，專門發表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品。

此外，在寒川的帶領下，錫山文藝中心繼續活躍於文化領域，主辦戴文錦新書《筆墨情緣》發佈會，《錫山》編者、作者、文友交流會，與作協等機構聯辦文學與生活論壇，主辦秦淮迷你歌宴觀摩會等。

2013年8月下旬，印尼《國際日報·東盟文藝》推出錫山文藝中心作品專輯。2015年底，錫山文藝中心出版寒川主編的《錫山腳下：武吉知馬的故事》。

寒川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情感，可追溯到1971年5月，他第一次前往印尼時所目睹的排華現象，以及印尼華文文學宛若在岩石縫中所展現出的頑強生命力。

1988年12月，寒川參加第一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並宣讀論文。兩年後，他第二次參加這個文藝營。1990年，《源》雜誌第12期發表寒川題為《湄南河畔的芬芳——記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的報道，他當時樂觀地表示：

“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雖然很快地便成為湄南河畔的餘香，然而，在這裏撒下的友誼，各國華文作家熱愛華文創作的那一份苦心與執着，將是華文走向更大海洋的一股力量。匯聚更多更大的力量，華文文學勢必在九十年代綻放出更燦爛的花朵。”

1996年至1998年，寒川擔任《新加坡文藝》主編，1996年5月出版的第61期，推出“第五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專輯”。1997年9月出版的第64期，寒川在編後話中感嘆新華文壇的“悲秋”和“蒼白”，同時稱讚印華文壇的繁複多姿：

“隨着工業的發達，我們的文學創作卻遠遠的落在社會現實生活的後頭，越來越跟時代的節奏脱節，整個文壇充斥着‘悲秋’的景象，這是可以感覺出來的。我們無意為現實主義請命或扮演前衞的角色，但希望能多一點反映現實生活的創作，為我們這個‘蒼白’的時代留下一點泥痕。反觀印華作者的作品，大多是反映他們那個時代、社會、思潮的，因而呈現出來的畫面總是那麼豐富多彩，引人入勝。”

文學即人學，人文關懷與悲天憫人是文學的要義與訴求。1998年5月，印尼發生舉世震驚的排華事件，同年8月20日，《聯合早報·文藝城》發表寒川激情澎湃的散文《淌血的五月》。結尾時，寒川義憤填膺地寫道：

“印華作家和其他印尼華裔一樣，他們視印尼為祖國，也為印尼做出重大的貢獻；他們熱愛這一塊生長、生活的地方。然而，儘管他們入了印尼籍，起了印尼名字，他們還是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沒有被視為組成印尼的一分子。”

義務參與印尼華文報副刊編務

2010年5月18日，《國際日報》增闢面向東南亞華文作家的副刊《東盟文藝》，邀請寒川擔任統籌兼主編。2013年11月5日，《文藝城》發表寒川題為《一座文學情感交流的橋樑》的文章，他在文中寫道：

“《東盟文藝》的創刋，無疑是華文文學跨區域的創舉；廿一世紀科技進步的今天，人類是應該不受疆界的隔離與束縛。通過互聯網，各地華文文學也更能迅速地在一起交流和切磋。”

寒川深信，生長在東南亞的華文文學寫作者，在提高自己的創作水準，奮力走向國外，並拓展更大活動空間的同時，研究並瞭解本區域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創作概況，有助於加強彼此間的合作與交流。《東盟文藝》既是一個方便、快捷的信息平台，也是東南亞華文寫作者相互瞭解的窗口，是一座文學情感交流的橋樑。

2015年5月，移民澳門多年的原緬甸華文作家許均銓在《寒川，緬華文友的良師益友》一文中，滿溢感激之情：

“兩年前寒川兄的一篇論文統計過，從第一期至第200期，在《東盟文藝》發表的緬甸作者高達75人，是《東盟文藝》副刊中，作者最多的國家。緬甸華文文學積弱了半個世紀的形象，開始轉變了，寒川文友功不可沒。”

2014年10月18日起，寒川也主編面向本區域華文作家的《印華日報·東盟園地》副刊至今。

2016年，寒川應邀為義安理工學院中文系學生主講題為“印尼華文文學的發展概況”的講座。他把印華文學分為三個時期：一、1949-1965年文藝鼎盛時期；二、1966-1998年華文禁錮時期；三、華文解禁後至今的印華文壇。對於印華文學的未來發展，寒川樂觀其成：

“華文解禁後的印華文學，展示着堅強的戰鬥力，儘管絕大多數的寫作者並不富裕，但他們卻以堅定的信念，努力不懈地在文藝園圃裏耕耘，讓印華文學在這塊華裔也有一千多萬人口的千島之國薪火相傳。我們相信，只要華文教育在印尼能有一個自由生長的土壤與環境，印華文學隨着大時代氣候的轉變，將會再次欣欣向榮，百花齊放，這是可以預見的美好遠景。”

2018年起，寒川協助面向大中華區作者的《印華日報·文藝火炬》副刊的組稿工作至今。近期，他也參與印尼華文報《新報》的組稿工作。換句話説，單是印尼的華文報，寒川義務統籌、主編或組稿的副刊就有四個。《印華日報》近年來轉型為純線上版本。2024年4月，《國際日報》改名為《環球快報》，但《東盟文藝》週刊照常出版。

曾在1960年代初期肄業於南洋大學的馬華作家杰倫，在為2024年6月出版的《寒川序跋集》所寫的序文《六一煙火話寒川》中説：

“詩人寒川，熱心熱眼，詩有乾坤，詩情畫意，向上向善，炙熱可親，真詩人也。在過往的歲月，也曾在國際華文文學研討上多次會面。除了詩文的書寫不輟，寒川更是著名的文藝活動家，不僅在新馬，在世界各地他都建立了與文學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印尼華文文學的生存與發展，寒川有着巨大的貢獻！”

杰倫對寒川的盛讚，雖有文人之間相互酬唱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真情實感。

2007年12月，印華作協出版立萬翻譯的《印尼當代詩人詩選》，寒川應邀寫序。他在《努力扮演文化橋樑角色》一文中語多勉勵：

“立萬近年來致力於印華詩歌翻譯工作，深知崎嶇艱辛，卻仍勇往直前，義無反顧。我讀他的翻譯詩，有機會一窺印尼土著詩人的內心世界，不啻是一種享受與收穫。希望有更多印華文友如立萬、陳冬龍，繼續努力扮演溝通的文化橋樑角色，為印華兄弟友族的和諧團結做出貢獻。”

寒川當時雖是在讚譽立萬努力扮演印尼土著與華人之間的文化橋樑角色，而寒川本人又何嘗不是在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海洋中，構築起一座座美好的欣賞、借鑑與溝通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