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翔：徘徊歷史的狂喜與極悲 | 聯合早報

“歷史的垃圾時間”在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前成為新聞熱點，官媒連續數日鳴鼓而攻之，批為“陰陽怪氣”“別有用心的鼓吹煽動”“這是一句暗示無助、無希望的流行語，否認和淡化了中國的一切”。“歷史的垃圾時間”無疑是對中國未來極度悲觀的論調，彷彿面對歷史洪流，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的，但在“垃圾時間”論提出的前幾年，尤其是在疫情暴發後的一年，抗疫成就彪炳、經濟數據一騎絕塵，“中國時刻”“中國世紀”的論調甚囂塵上，以為中國將主宰世界，其樂觀也勃焉，其悲觀也忽焉，極悲背後乃是對狂喜的失落，“厲害了，我的國”吹過頭，一旦兑現不如預期，反過來就成了“垃圾時間”。狂喜與極悲是歷史詮釋的孿生兒，一體兩面。

看到“歷史的垃圾時間”，不期然想起大概10年前，中國學界熱議的話題：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當年的12月1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舉行首屆知行思想年會，題目就是“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中國當代思想名家都對“中國時刻”的命題發表深刻的觀點，並在其後的10年結集成多部著作，都值得探討。

從未來指引當下

“中國時刻”的討論且按下不表，仔細一看，其命題結構與最近火熱的“垃圾時間”頗有雷同，一者是“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另一者則是“歷史的垃圾時間”，兩者都涉及“歷史”，即我們如何在歷史的長河裏，定位自己身處的時間。這裏的“歷史”都並不是已過去的事情，而是投向未來，通過種種設想未來歷史進程，甚至設定歷史的終點，從未來定位現在，從中尋找我們該處的位置。